近期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学生心目中的“英雄”的调查报告中，雷锋再次名列前茅。由此，有些教育界人士沾沾自喜地撰文表示，这是中学思想品德教育成功的一大标志。然而，如果这份报告是真实的话，我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们向他们的老师开的一个善意的玩笑。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不知道雷锋是何许人也，他们对“超级女声”的热爱以及对比尔•盖茨的钦佩，才是他们真实的情感。这一代青年内心深处的“英雄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老师们一无所知。
   
   由此，《北京青年报》展开了一场关于“雷锋与比尔•盖茨谁是英雄”。著名作家梁晓声撰文表示，比尔•盖茨开发软件的主观目的是赚钱，而保尔和雷锋却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幸福，因此比尔•盖茨无法像保尔和雷锋那样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魅力”。许多中老年读者也纷纷表示，保尔和雷锋才是永恒的英雄，因为他们为公，而盖茨则是为私，两者目的不同，所以只有保尔和雷锋才会永远受到人民的崇敬。他们还说，尽管两类人都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但保尔和雷锋有一点却是盖茨没有的，即他们的精神中蕴含的“巨大的人格力量”。
   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大行其道，再次表明“伪善”依然是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就在梁大作家发表他洋洋洒洒的雄文、居高临下地对后来者进行道德训诫的同时，他自己却在为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稿费问题而与导演打官司。原来，痛心疾首地呼唤“道德回归”的梁大作家，热情洋溢地歌颂作为“苏联的雷锋同志”的保尔•柯察金，还是为了获取金钱！那么，梁大作家对比尔•盖茨的鄙视和对雷锋的赞赏显得是何等的虚伪和空洞。

   
   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雷锋精神”被有关方面大张旗鼓地“弘扬”的时候，恰恰是“德育教育”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我们的教育者们无法寻找到适应新时代环境的思想和文化资源，无法为学生们提供丰富鲜活的精神营养，便饥不择食地拿出了“雷锋”这一老法宝来——它能继续灵验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看雷锋神话是怎样诞生的。一九六三年三月，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雷锋红遍中国。然而，善良的人们忘记了，那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中华大地上还躺着数成千上万的饿殍。此时，作为“精神原子弹”的雷锋神话，正是领袖让人民“望梅止渴”的妙计。对于雷锋个人，我尊重其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但我不接受将其作为青年的“人生榜样”的任何企图。领袖号召大家向雷锋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狠斗私字一闪念”，学习对领袖忠心耿耿。雷锋神话的本质就在于：以“人民”的名义扼杀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将丰富多彩的个体变成一颗颗单调的“螺丝钉”。在当年几乎人手一册的《雷锋日记》中，赫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要坚决打消个人主义”。在铁的“历史规律”和不可质疑的“领袖崇拜”面前，个体退化成了渺小的“工具”，“为人民服务”变成生命的惟一目的。当然，这些句子是否真的是雷锋本人所写，非常值得怀疑。近年来已经有若干雷锋的“战友”透露出了一些当年如何制造雷锋神话的细节。换言之，在官方宣传机器上出现的“雷锋”早已不是真实的雷锋了，他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
   
   此后四十多年来，这出偶像剧仍然在不停地上演着，甚至还有人炮制出了“美国西点军校也在学雷锋”、“西点的大厅里挂着雷锋画像”的弥天大谎。还好，今天不是闭关锁国的时代了，大洋彼岸的真实情况很快便反馈过来——西点军校发言人专门澄清此事实说：“我们的教育中不会出现与雷锋有关的内容，我们也不认同他所代表的价值观。”而最近出现的这份“青年偶像”的调查，也许是一个类似的谎言——我就不相信在今天的中学里，雷锋的 “粉丝”会多于姚明、周杰伦、周星驰的“粉丝”。在社会价值观日益多元化，个体价值日益受到尊重的今天，片面强调“无私”和“禁欲”的“雷锋精神”怎么可能对孩子们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雷锋精神”是毛泽东时代的怪胎，它既有违市场经济的原则，又不合民主政治的理念，而且与基本的人性需求相背离。一个完全没有“私心”的人，要么是智力有残障，要么就是大奸大恶之徒。一个人连自己不爱的人，又怎么会爱别人呢？“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人，古往今来只有一种，那就是奴隶。因此，一切蔑视个人权利的思想都是邪恶的思想，一切“大公无私”的神话都是虚伪的假象。英国思想家思想家密尔曾经说过：“有一个原则，它与所有关于人类事务的普遍命题一样，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实用性。这就是，每一个人，或者说任一个人，当他有能力并且习惯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时，他的这些权利和利益才不会被忽视。”与之相似，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说：“一种民主的文化几乎必定要强调个人的价值，从而，也必定会承认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我们没有必要把雷锋这个文革前夕的化石继续当作“英雄”来顶礼膜拜，我们有必要确立这样一种的共识：一个懂得尊重个体价值和个体自由的社会，才有可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相反，一个制造英雄或者强迫公众成为英雄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畸形的、正常人性受到压抑的社会。俄罗斯思想家弗兰克在《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一书中指出：“世界上有多少活着的和死去的‘英雄’，他们在社会服务领域或在其他某个社会生活领域享有‘英雄 ’的荣誉，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而只是因为他们过于怯懦，没有勇气除去被强加于自己身上的英雄气概的枷锁——因为甚至被迫去死也往往比承受社会的鄙视和反击社会道德观念在道德上更轻易。正如战士冒死冲锋和在冲锋中牺牲往往并不是由于他们满怀着自我牺牲精神，而是因为身后有断绝退路的机枪，后退就定然要死。”我们再也不要批量生产这样的英雄了，这样的英雄也不能拯救我们这个时代道德伦理的堕落。
   
   在“做雷锋，还是做比尔•盖茨”的争论中，比尔•盖茨莫名其妙地成了负面人物。难道身为世界首富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罪名？难道非得将我们的生活变得像乞丐一样才能表明我们道德的高尚？这是一种极端扭曲的逻辑。我不知道保尔和雷锋的“精神魅力”何以“穿越时空”，我只知道比尔•盖茨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文明——个人电脑及互联网，这种文明大大地拓展了人类的情感和思想，也改变了全球一半以上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无法想像，今天的世界突然没有了互联网，我们的生活如何继续下去。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比当年的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影响更为深远。比尔•盖茨在推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为人人羡慕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曾经八次访问中国，他在中国掀起的热潮丝毫不亚于他在世界其他地方受到的热烈欢迎。这种自发的“盖茨热”，让“拔苗助长”式的“雷锋热”黯然失色。《北京青年报》评论也不得不指出：“作为财富和天才的象征，盖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似乎只有英雄可以媲美。在中国公众的眼中，他的代名词还包括‘美梦成真’、‘白手起家’、‘绝顶聪明’等颇多解释。盖茨的令人瞩目是因为他仅仅依靠自己聪明的头脑和几项技术，在短短几年间成为拥有四百多亿美元的全球首富。”而一份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公众调查也显示：比尔•盖茨完全符合人们对社会精英乃至“时代英雄”的期望——八成公众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知识创造财富的巨大力量。
   
   比尔•盖茨的公众形象并不仅仅是世界首富、技术天才和资本天才。这位哈佛大学的退学学生，完美地实现了他的美国梦，更为重要的是公众还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成功富豪的崇高形象：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慷慨的慈善家，他先后捐款一百多亿美元用于全球的医疗、教育、环保等事业，而且承诺自己去世之后将把绝大多数财产捐给社会，只给子女留下少许遗产。比尔•盖茨创办的艾滋病基金会为艾滋病的研究和医疗事业提供了丰厚的资金，他本人也定期参与志愿者活动，虽然他在举手抬足之间便可赚数百万美元，但他仍然乐于亲自为社区的老人和孩子服务。比尔•盖茨认为，这在美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经常参加志愿者活动，有四分之三的美国家庭每年都为慈善事业捐款。虽然政府从来没有鼓励他们“向雷锋同志学习”，但他们却心甘情愿地成了“活雷锋”，而比尔•盖茨不过是其中表现颇为突出的一个美国人罢了——他既富裕又不乏同情心，靠勤奋、努力和技术发明而不是投机取巧或钻法律的空子。这样的人物难道不是真正的“英雄”吗？
   雷锋和比尔•盖茨，谁是真的英雄？这场争论表明，我们迫切需要新的教育理念——其中包括重新给“英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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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day, September 0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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