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终于回到了阔别半个多世纪的北京，这个舞台比台湾大千百倍，这里的聚光灯也比台湾亮千百倍。 　　
   　　
   李敖将自己此次的大陆之行命名为“神州文化之旅”，其实“文化”不过是他的一块遮羞布而已——与其说这是一次“文化之旅”，不如说是一次“商业之旅”和“统战之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在业已初步实现民主化的台湾找不到自己位置的过气人物（不可否认，李敖确实曾经为台湾的民主化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不甘寂寞的“最后一秀”，宛如白先勇笔下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为什么说李敖此行是“商业之旅”呢？近十年来，李敖的市场已经转移到中国大陆：在已经拥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台湾，他的大胆的言论已然无法为他赢得喝采；而在言论不自由的大陆，许多读者仍然通过阅读李敖谩骂蒋家王朝的文字，来发泄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不满，这就是李敖在大陆走红的特殊原因与背景。李敖在今天的大陆图书市场仍然是一线畅销书作家，因此他十分看重自己在大陆的市场份额。为了捍卫和拓展在大陆出版市场的商业利益，他甚至不惜克服“飞机恐惧症”而到大陆来作秀。李敖来大陆，与成千上万的台商来大陆一样，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无非是一个“利”字，犯不着将其拔高到“对接两岸文化”的高度上。另一方面，作为凤凰台的一名雇员，李敖的大陆之行由凤凰台来安排、策划和买单，凤凰台由此获得了全程跟踪报导的权益。凤凰台是一个媒体，亦是一个商业公司，他们愿意为李敖的行程买单，当然不是单单敬仰李大师的才华，而是希望制造传媒热点，提升节目收视率，并最终获得更高的广告报酬。所以，大陆知识份子没有必要将李敖当作文化使者来看待，他只是一个精明无比的、善于投资的台商罢了：为了商机，商人可以没有祖国；为了版税，李敖可以没有立场。
   
   　　为什么说李敖此行是“统战之旅”呢？首先，李敖在大陆所享受的待遇决非一名知识份子、作家和学者所能享受到的。且不说在钓鱼台国宾馆住宿、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家宴，这样的“顶级作派”显然得到了中共高层的首肯；单单是一路上数十名来自中央警备局的、熊腰虎背的保镖，其派头就不亚于不久前来北京朝拜的连宋这样的政党首领。我不知道这些“中南海保镖”的费用是由谁买单，但我想绝对不会是李敖自己掏腰包——大半都得由中国的纳税人来出钱。而在中国大陆，纳税人的钱莫名其妙地就成了中共的私房钱，为了“统战”的需要，中共自然不会吝惜这点小钱。中共的钱是烫手的，拿人钱财，当然要与人消灾，难怪李敖一起程便宣布自己是来“向党中央报到”的，难改李敖一到北京机场便骂台独，难怪李敖在作为“屠杀的现场”的天安门城楼上写下“休戚与共”的媚词。真可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也。其次，凤凰台的中资背景人人皆知，此次凤凰台安排李敖的大陆之行，除了盈利的目的外，也许还有奉行党中央“统战”政策的因素在内。于是，李敖便成了中共方面统战工作的一枚棋子，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个“留在党外”的“编外党员”，为了党的统战事业自然要兢兢业业的了。看来，中共在李敖身上花的钱并不冤枉。
   
   　　李敖的足迹只是停留在北京和上海，用独立经济学家何清涟的话来说，这两个城市是中共刻意打造的“现代化的橱窗”，它们像孤岛一样突兀于广袤的苦难中国之外。一贯标榜关心民生疾苦的“大陆型知识份子”李大师，为什么不到北京上海之外的、更加真实的中国的土地上去看看呢？去看看河南的上千个爱滋病村，去看看云贵山区数百万的失学儿童，去看看老家东北的那些失业工人居住的贫民窟，这才能让号称“白话文写作第一”的李大作家获得丰丰富富的、第一手的写作素材呢。
   
   　　平心而论，李敖在北大的演讲比我想像中的好——因为近年来他的表现实在太糟糕了，使大陆大部份有良心的知识份子已经对他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偶尔说几句人话，倒让人刮目相看。李敖毕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才子，他没有像大陆的某些御用文人学者那样肉麻地、拙劣地吹捧中共，吹捧得让被吹捧者也感到不舒服。李敖深知，不批评中共无法显示其勇气，但他亦深知中共的秦城监狱比台湾的绿岛恐怖千百倍，于是他对中共的批评也只是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式进行，甚至不惜大段引述毛语录来为自己壮胆。不过，李敖总算抓住了“言论自由”的主题，申明言论自由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有益无害，也暗示出他其实知道大陆根本没有言论自由——李敖的作品在大陆出版的时候就经常遭到删节，如他很得意的《孙中山研究》迄今仍不允许在大陆出版，这些情况却没有被他纳入“著作禁毁年表”之中。李敖还指出，昔日北洋军阀治下的北大 “好”，今日中共治下的北大“孬”——因为今日北大的书记校长们都没有像蔡元培那样“站起来”。此时此刻，一心奉“今上”的命令、号称要将“言论反动的教师清除出大学”的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坐在台上自然是面孔拉长、神情肃穆如判官。
   
   　　小骂大帮忙，李敖的大陆之行，对中共而言当然是利大于弊。李敖在台湾可以指名道姓地大骂从蒋介石、蒋经国到李登辉、陈水扁等历届领导人，在大陆却不敢对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等魁首有任何的不敬。他知道入乡随俗，到了哪里就遵守哪里的“潜规则”，按照当地的游戏规则来说话和做事。因此，李敖根本不是他所标榜的“自由主义者”，他根本不曾“反求诸己”，他根本没有“因真理、得自由”。我记得李敖曾经在文章中批评七十年代到台湾来访问的苏俄异议作家、《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李敖认为，索氏访问威权主义统治下的台湾，此一行动本身就构成了对台湾当局的支持，索氏也没有为被台湾当局打压和监禁的作家同行们呼吁。因此，对于索氏这样一位反专制的斗士来说，此次台湾之行必将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污点。如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李敖对索尔仁尼琴的批评却又回到了他自己身上，真如《红楼梦》之《好了歌注》中所说：“乱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观察
   (9/23/2005 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