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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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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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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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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键——一个人的横渡,还是一个民族的横渡?

   张健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事件,连续数日被国内的大小媒体疯狂炒作--电视上是全程直播、报纸是头版头条,连网络上也是连篇累牍。几年以前,当张健筹备横渡渤海海峡的时候,我还很关注他成功与否,并为他的勇气和毅力而喝彩。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性格内向而封闭,宁愿终身"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愿意走向大海、走向陌生的土地,去寻找改变命运的契机、去体验挣脱束缚的自由。这种"内倾型"的文化心态,是中国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失去发展机遇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张健的举动(以及从尧茂书到余纯顺等人的"冒险"行为),至少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构成了挑战和冲击,多多少少能够启示和感召同胞们转身面朝大海、把握未来、追寻自由。

   然而,事情往后发展却像一盘过夜变馊的菜一样,越来越不对头了。张健此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壮举",成为一场有组织的庞大运动。在出发的码头上,有成群结队的留学生和华侨呐为他摇旗喊,头顶上盘旋着中央电视台重金租来的直升机,身边还有由经验丰富的船长驾驶着船只领航。处于中心地位的张健,简直就像出巡的国王一样威风八面、得意洋洋。在播出的电视新闻中,许多当地的华侨和留学生都对记者说:"张健一定要给我们争气啊!我们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我注意到,"中国"这个"大词"出现的频率最高。声称自己"爱国"的往往是这些与本土中国无关的"海外华人"。我听到这些言语的时候,不禁啼笑皆非:首先,既然你们在国外那样"受气",又何必千辛万苦地跑到国外去当"二等公民"呢?今天可没有殖民者把你们当作奴隶贩卖到国外去,这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其次,即使你们在国外受气是真实的,这跟张健又有什么关系呢?张健横渡海峡成功了,是他自己的光荣,丝毫也改变不了你们的处境,他无法为你们"争气"。你们照样得到餐馆去打工,餐馆老板绝对不会因为你们是张健的同胞而改变对你的态度。这种"爱国"的快乐是短暂的,比郁达夫当年一边手淫一边高喊"中国啊中国,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起来"的激情还要短暂。这种看似高贵的爱国热情,实际上是出于内心极度的自卑。

   张健横渡成功之后,国内的各大媒体都给予他最辉煌的溢美之词。仿佛一夜之间张健就成了林则徐式的民族英雄,仿佛张健替我们征服了趾高气扬的西洋人,仿佛张键扬了中华民族天朝大国的威风和志气。张健归国的时候,各路人马纷纷前去机场迎接--从体育官员到媒体记者乃至普通大众,彩旗招展,凯歌高奏,简直就像是迎接征西归来的大将军薛仁贵。

   然而,我在一份报纸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则小小的消息:就在张健"张英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候,也有一个"外国友人"悄无声息地开始了自己的横渡。

   那是一个二十多岁的英国青年。与张健的大张旗鼓相比,他的横渡是孤独的。这个英国青年与女友一起来到在码头,在附近的一家匹萨饼店里啃完一张巨大的匹萨饼之后,他就在女友怜爱的目光的注视下匆匆出海了。他的身边没有卫士、没有医生、没有记者,当然更没有船只和直升机。他不会嫉妒张健及其团队的浩大声势,但他心中也许会感到纳闷:为什么一次司空见惯的横渡要如此兴师动众?横渡仅仅是个人的爱好和兴趣,是一件极其私人化的事情,究竟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呢?横渡一个连十二岁的小孩也征服过的海峡,难道就值得如此劳民伤财、锣鼓喧天吗?

   谁来回答他的问题呢?

   洋人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倒还情有可原,但是作为中国人的我太能理解张健横渡这一"宏大事件"背后的"中国特色"了。记者们拼命挖掘张健横渡的"伟大意义"以及张健本人的"爱国精神",同时也将这样的潜台词告诉民众:你们必须关注张健,这时每一个"爱国者"的"义务"。"微言大义"是我们文化传统的一大特征。张健不由自主地置身于放大镜和扩音器之间。对此,我想追问的是:媒体为什么要将这样一件个人的娱乐活动无限放大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地位呢?难道一旦张健横渡成功,我们所有的老百姓从此就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就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我个人认为,把中国的强盛、中国的"面子"寄托到诸如张健的横渡和奥运会的金牌之类的事情上,只能说明我们自己的心态十分狭隘。这种做法才是真正的"民主虚无主义者"的做法。而我本人深信:要让老百姓身体健康、精神快乐、心灵自由,靠一个张健甚至千百个张健都是不可能的,靠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活跃、政治的民主、医疗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以及全民健身运动的兴起等等。

   其实,将体育运动意识形态化、民族主义化,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中国女排的"三年冠"让多少国人欣喜若狂啊!数以亿计的国人围坐在小小的电视机目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可以说,女排热带来了第一轮购买电视的热潮。排球场上辉煌的胜利,成功地抚慰了中国人在十年动乱之后"一无所有"的、伤痕累累的精神世界。那真是一副货真价实的心理鸦片:美国够强大的了吧,可是美国姑娘照样败在了我们女排队员的手下!北大的学子在女排胜利之后上街游行,打出了"振兴中华"的标语。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似乎我们的女排胜利了、我们的女排当上了世界冠军,中国人就成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中国人就过上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紧接着是席卷神州大地的武术热,霍元甲和黄飞鸿成为那一代人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因为他们打败了牛高马大的洋人拳击手。于是,一个虚幻的、想象的肥皂泡就诞生了:既然我们的武术能够胜过西洋的拳击,那么我们的文化和制度自然就优于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后来,美梦终于破灭了--我们不得不直面这样的现实:一百年了,落后的技术依然在落后着,自卑的心灵依然在自卑着。从体育运动到节日庆典,从"世界纪录"到"文明溯源",自卑迅速被自大所遮掩了。学者殷海光对此种心理有独到的剖析:"有自卑感者,唯恐别人瞧不起,所以处处要表现得堂皇壮大。而传统的面子心理,再加上现代的广告技术,益使这一点心理作用发挥到史无前例到地步。"他对蒋氏王朝统治的台湾有尖锐的批评:"这几年来,凡属长面子的事,虽耗费巨资,亦毫无吝色。至于表现壮盛军容,制造新闻镜头之事,则日日相继,不厌重复。"这种批评何尝不可以移用过来观察张健事件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一轮的黄梁梦又开始了。奥运会的金牌变得重如泰山,绿茵场的足球也具有了扭转乾坤的力量。一百年来,"义和团"一直是中国人精神结构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在这样一种荒诞的氛围下,张健的横渡越来越偏离了他的初衷,而受到"泛政治情结"的"妖魔化"。生机勃勃的"个人爱好"成为呆板夸张的"象征符号"。横渡海峡不再是张健个人的兴趣和快乐,而成为一件万众瞩目的、事关民族自尊的"大事"。这这样的背景下,有不少聪明的商人也插足进来,他们知道此事能够吸引公众的眼球,因此也就是一笔丰厚的广告资源,他们也挤过来分享一笔丰厚的"爱国财"。抗战时期有人发"国难财",今天却有人发"爱国财",倒是相映成趣。"爱国"的号召,成了政治家的令箭和商人的印钞机。而在我看来,最可悲的还是张健本人:当所有媒体都把他描述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时,他居然也稀里糊涂地以为自己真的是民族英雄了。于是,张健放言即将进行下一次弘扬国威的横渡--他的肚子虽然大了点,但是既然有了"为国为民"的崇高使命,他在水中的身躯顿时变得比美人鱼还要婀娜多姿。

   当一个人的横渡需要一个民族为他"陪绑"的时候,当个人的生命激情被老大帝国的颜面"收编"的时候,我只好把目光转向院子里那些开心玩耍的孩子。

   1/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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