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新社四月六日电，一九八六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韦塞尔（Elie Wiesel)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声称，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有其正当性，他严厉指责某些欧洲国家没有向萨达姆施压以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他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欧洲国家像美国总统布什一样，向萨达姆施加强大压力，战争就不会发生。”他声称：“萨达姆必须被解除武装，没有其他的可行之道。”被誉为“人类观念和宽广的人道主义意识的强有力的发言人”的韦塞尔，在他的三十多部伟大著作中，持续不断地表达对良知和记忆的捍卫，以及对暴力和杀戮的批判。他曾经担任美国大屠杀委员会主席，并在多所著名大学担任教授。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声称，授予韦塞尔和平奖，“是对这种战胜了死亡何堕落力量的特殊的人类精神的承认，是对世界上美好反抗邪恶的支持。”在题为《希望、绝望与记忆》的纪念诺贝尔演说中，韦塞尔曾经说过：“我们之中没有人能够消除战争，但我们的职责却是斥责战争，暴露它的可怕丑陋。战争不会产生胜利者，仅有受害者。”然而，今天他却公开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这是否表明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观点前后矛盾、乃至于他根本就不配获如此崇高的奖项呢？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韦塞尔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支持，与他所宣扬的“和平、赎罪和人类尊严”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他支持美国，是因为他把自由看作人类的最高价值，而自由并不仅仅是一种权利，它更是一种义务和责任，在某些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为自由而战斗。自由从来就不是唾手可得的宝藏，自由是人类一代一代、一点一点地用鲜血争取来的。因此，对美国“倒萨”战争的支持，也就是对自由的捍卫。

   韦塞尔在诺贝尔和平奖的答辞中说过：“我们必须记住我的人民遭受的苦难，如同我们必须记住埃塞俄比亚人民的苦难、柬埔寨人民的苦难、越南人民的苦难、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梅斯基特印第安人的苦难、阿根廷“失踪者”的苦难一样，这种名单似乎是没有尽头的。”

   一方面，记忆、同情和爱，必须超越国界和民族，属于全人类。同时，记忆重要的，但比记忆更重要的是挺身而出制止“正在发生”的罪恶。打破沉默、实施干预，比袖手旁观更富于道德勇气。韦塞尔曾坚定地宣布说：“我发誓无论何时何地当人类遭受苦难和羞辱时，我永远也不保持沉默。我们必须总是参与。中立只会帮助压迫者，永远也不会帮助受害者。沉鼓励折磨者，永远不会鼓励受折磨者。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干预。当人的生命陷入危险之中，当人的尊严受到威胁，这时国家的界限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不管在什么地方，男人和女人因其种族、宗教或者政治观点而受到迫害时，这个地方就必须──而且是立即──成为世界的中心。”如果我们同意韦塞尔的价值立场，我们就必须把伊拉克当作“世界的中心”，因为那里正在发生统治者虐杀人民的惨剧。我们不能对萨达姆持续的、滔天的罪行视而不见──萨达姆的军队向库尔德人施放毒气，一次杀害数以千计的无辜妇孺；萨达姆的秘密警察将燃烧的烟头插进囚犯的眼睛中，然后哈哈大笑；萨达姆的儿子驱车上街劫掠美女，将其蹂躏之后再残忍地杀害；萨达姆的人民忍饥挨饿、缺医少药，他自己却修建了数十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面对这样一个独裁暴君、这样一个践踏文明社会基本准则的恶魔，韦塞尔说：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他认为，比所谓的“国家主权”更高的是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和人的生命。

   一个真正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人，必然支持美国的正义行动；一个真正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人，必然会像美国那样展开具体的行动。那些打著“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旗号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以及那些口口声声说只能用外交手段“谈判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国家，却从不愿直接面对萨达姆的恶行和暴虐。他们无力制止萨达姆的杀戮，便掩耳盗铃般地认为杀戮不存在。他们表面上在热热闹闹地“反战”，骨子里却冷漠而麻木。比如“反战”调门最高的法国，历来就倾向于逃避责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还没有像样的抵抗就崩溃了，他们没有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过太大的贡献。在英、美、中等国与法西斯浴血奋战的时候，以维持在德国法西斯卵翼之下的“和平”为荣的法国的维希政府，却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法国民众的支持。他们很会掩饰自己的懦弱，这一次却以一副贵族的派头出来“主持正义”了。还有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为代表的德国人，格拉斯能够洞穿纳粹政权的残忍和荒谬，却糊涂地把萨达姆和伊拉克人民混为一谈。他担心在战争中会死人，却假装不知道萨达姆折磨死了更多的老百姓。欧洲陶醉于自己的“宏大叙事”之中，出于某种见不得人的嫉妒之心，他们处处要显示自己跟美国的“不一样”。对于那些被萨达姆杀害的无辜者来说，他们的“高贵中立”简直就是一种犯罪。韦塞尔说过：“行动是治疗冷漠麻木的唯一药方，冷漠麻木是所有危险中最为阴险的危险。”欧洲，你的冷漠和麻木还有救吗？欧洲，你为何如此迅速地忘记了半个多世纪前那场可怕的错误？

   对于这种危险，在韦塞尔的颁奖典礼上，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奥尔维克就曾精辟地指出过。他以纳粹在德国的兴起为例子，揭示了欧洲的病根。在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不能认识到那种正在发展的对于民主的致命威胁。当这种威胁终于被认识到了时，人们已或多或少地被‘希特勒的怒吼’所震慑，已没有力量来与之战斗，其余的则是以张伯伦为代表的那几乎是孤注一掷的绥靖政治。”纳粹的兴起得益于庞大的“民意基础”，希特勒是“合法当选”的──“在纳粹主义形成的年代，人们一般的态度是一种毫无警觉的矛盾心理。当然，人们不赞同希特勒，但是什么时候人们又赞同政治家们呢？当然，人们听到了关于褐衫党暴行的可怕传言，但是否就有必要据此来非议这个国家不同寻常局势的背景呢？至少现在那里还有著一个强大的、积极的政府，而希特勒无疑是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领袖大部分人害怕某种不可避免的灾难，但是只有少数人想到了将会发生之事的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盲目性，大灾难才被允许发生。易卜生笔下的制纽扣人又一次被证明是对的：‘只是当缺乏洞察力时，人这种有足动物才能捕获到他最好的猎物。’”那么，今天的西欧是否又回到了“前纳粹时代”的社会氛围之中呢？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尖锐地指出：“欧洲已经不再是欧洲。”她的意思是，欧洲对自由和民主的信仰已经日渐淡薄，欧洲像蜗牛一样缩在自己的壳中，“它给成百上千的恐怖份子提供了安身之处，欧洲的政府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查获和控制他们。欧洲的人们非常恐惧，他们挥舞著和平主义──等于反美主义同义词的和平主义──来感觉自我保护。”他们成了实用主义者──果然，当看到美军在伊拉克势如破竹的时候，法德俄等国立刻又表示，希望战争及早结束，希望萨达姆政权早日垮台。他们比变色龙还要变化得快。从非洲到巴尔干，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他们一直在充当自得其乐的“看客”的角色。

   美国的这次军事行动的本质，一是为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的安全，二是为了包括伊拉克人民在内的人类的自由。安全和自由是这场战争的两大支点。对于这场战争，人们有诸多不一样的评价，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上，这是正常的。在我看来，对这场战争的不同看法，实际上彰显了人们不同的价值立场，正如学者唐逸所说：“根本问题在于，你的价值立场是什么？

   而根本价值在于，你要自由还是要奴役？你要不要一出生便被派定必须热爱和拥护一个什么东西，一出生便被代表被领导被组织，永远没有抉择和反对的权利？你要不要一辈子走到哪里都被一个头像注视著，被他的走狗监视著，投反对票便失踪？你要不要一辈子属于那‘百分之百拥护’一个什么东西的一分子？要不要有个东西站在你头顶上，自称代表神意或掌握了历史必然所以全人类必须服从他否则便镇压你而且拼命扩张实力意欲征服人类？你要不要一辈子恭恭敬敬学习‘重要讲话’和‘重要文件’，永远不能独立思考发表独立见解包括反对的见解？你要不要有一个什么部门，想封闭报纸刊物便封闭，想剪贴新闻便剪贴，想禁止出版便禁止，想销毁图书便销毁，想让你知道什么你便只能知道什么？你要不要有一群非你选举与你无关的人在制造一些往往对你不利的法律？你要不要在日常生活受到种种诸如暴利、暴力、伪劣、强势、横征暴敛、贪污浪费、钱权结合的欺凌而无处伸张正义？价值是人的决断，你必须决定你要什么。你要不要利益，这里面已经包涵自由了。无论你要什么，这要或抉择里面已经包涵自由了。基本价值取向是统领行为的主导力量。如果一个人要什么，他便必须做自由人，他便不得不维护人的自由权利，反对一切践踏自由权利的势力。”对于那些心甘情愿被萨达姆统治的人、那些把萨达姆歌颂为大救星和国家象征的人（有一个伊拉克士兵就说：“萨达姆就是伊拉克，伊拉克就是萨达姆”），我们无话可说，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奴隶的身份，他们最大的理想无非是被提升为奴隶工头而已。但是，韦塞尔不相信这是大多数人的命运。他认为，尽管不是每一个人都热爱自由，但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热爱自由的人比仇视自由的人要多。在一九八六年的颁奖典礼上，韦塞尔为曼德拉、萨哈罗夫、瓦文萨以及每一个失去自由的人呼吁，为和平与尊严而呐喊。他把恐怖主义当作是未来人类社会最大的敌人。他所说的“恐怖主义”，当然也包括像萨达姆政权这样的“国家恐怖主义”。韦塞尔说：“恐怖主义必须被所有的文明国家宣布为非法，不是对之加以解释或合理化，而是与之战斗，加以根除。”如果他的警告在那个时候就被更多的政治领袖所听取，也许“九一一”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直到今天，韦塞尔依然在战斗著。显然，这次美国的军事行动就是与恐怖主义的英勇战斗，就是对恐怖主义加以根除。于是，韦塞尔毫不犹豫地以他自己的方式参加了这场光荣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