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涉及艾滋病的一篇小文被编辑编辑到《南方周末》的“百姓纪事”版面上，当天，就有人找到我的电话。我那时正在北京的街道上，无所事事，或者，心事浩茫，像麻疯病人一样，慢慢地走道，或者，可以说的话，是散步，满心疑虑，紧张不安。那人是你还是同名的？是我，我还很少见到同名的。回到家里，仍有电话，你怎么在百姓这种栏目里发东西，你的文章最不济也应该在“文学版”上发表才是？这有什么，我不是百姓，难道是宪法所谓的公民或世人所欲的精英、成功人士和什么人类了。还有的电话问，你的精力怎么耗费在这种疾病上，你想做慈善或社会福利事业吗？我失语了。
   我是一名艾滋病患者。当精神上的疼痛长久地折磨着我们的身体时，我们的心地可以宽广到无限遥远和深邃具体到足够细微，一切人所具有的我们都具有，一切人性经验的侮辱和损害我们都感同身受。我活着，我自由，我说话，我干活，热爱文字，不屈己，也不骄傲，不平静，也不喧哗。网上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现在我在这里等死，除此以外，我哪里有什么主义，我一无所有，一无所知，生命的无限丰富于我不过是寻常的旅途。感冒，高烧，低烧，腹泻，肚子胀，尿黄尿，心里发喘，咳嗽，浑身无力，不能下地干活……我接触过大量的艾滋病人的口述案例，不用我感冒、咳嗽、咽炎、全身无力之类，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艾滋病人。
   真正的艾滋病人。第二天，Ｋ先生约我在一车站等人。他是外国人，曾带我去过不少我们视野里不为我们注意的东西。Ｋ先生穿得很时尚，我们在城市大转盘的这边那边走来走去，最后在一个车站角落里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一个乡下人站在那里张望着，张嘴笑着，个头儿不高，像这个城市里的农民工一样，穿着灰头土脸，但似乎没有农民工们干脆和精神。他随身的行李是一蛇皮袋子，扛起来，支楞着，整一袋子红薯，送给Ｋ先生的。Ｋ先生介绍说，这是河南的小高，他是艾滋病人。又跟小高寒喧，你好像瘦了。我仔细打量小高，还是有些虚肿的，整个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但人实在老实。Ｋ先生向他介绍我，这是余世存，北京的作家。小高啊啊两声，我站在一旁呼吸到小高的口气，并不臭，但我仍为这么近距离地与艾滋病人一起疑惧不安。我们一起走。我拿出刚买的一份《南方周末》，给小高看，这上面有我写的文章，提过你们艾滋病人。小高说，俺不懂，俺没什么文化。我听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这意思，我需要集中精力才能听懂他的河南普通话。他属羊，跟我差不多大，只读过小学二年级，有三个孩子。你是什么时候得的病？弄不清楚，八九年前卖过两次血，得上了。我看过卖血最多四五十次的，问他，你们可以告血站啊。怎么告，血站早关了，俺们也不知道怎么得的病，头几年还能做点事，这几年身体一年年坏了。他也实在不能长时间地干活儿了，先是他与Ｋ先生一起抬着，最后Ｋ先生说他一个人扛回家，让我们在路边等他几分钟。我们就在这北京繁荣高尚俊男靓女来来往往的街道上等Ｋ先生。
   病人们站在路边，真不知从何谈起了。我问他们村子有多大，三千多人，有多少人感染病，二千多人；春节以来死了多少了，有十几个人走了。小高抬手扒开衣领，露出肩颈，昨天还抬人了，疼哩。我听了他努力想措好词的几句话，帮他说完话，你们昨天抬棺木，把死去的人下葬了。对对对，小高说。阳春三月的北京已经很诱惑人了，人物新鲜而生动。一个新新人类走过，一个成功男士走过，一个性感十足的丽人走过，一个老外走过。我换一个话题，你怎么认识Ｋ先生的。Ｋ先生是好人哪，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俺们，还给俺们买药。我无语了。我们就这么等Ｋ先生。我不知道Ｋ先生还有什么节目。他只告诉我有一个老乡到北京来，我可以见面聊一聊。
   Ｋ先生来了，他在前领着我们，穿过地下通道，经过友谊商店，建国门饭店，贵友大厦，最后到一家饭馆，这是北京的老外常来的地方。他真的带我们吃饭来了。我真后悔对艾滋病一无所知，我一无所知。是老外惯于分餐而食吗，但我明明记得我的朋友Ｋ习惯于跟我们一起用筷子。我们围坐一桌，Ｋ点菜，我和小高仍是有一搭儿没一搭儿地聊天，不是聊，是我问他答，他的回答也经常是答非所问。周围全是白领职员和一些老外们优雅地用餐。村长有病吗？他没有。他知道你来北京吗？不能让他知道，他找过俺，叫俺别出村。Ｋ先生给的药管用吗？Ｋ先生接口说，吃药对病人来说只是没有那么痛苦。Ｋ先生问小高，给你来一瓶啤酒，小高坐在那里，憨笑着，那就来一瓶燕京，这里只有精品燕京。又回头问我，他是知道我的爱好的。我是否喝点儿酒杀菌或助兴呢，但想到中午喝酒实在是一件难堪的事，就坚决地摇头，喝茶吧。

   Ｌ小姐来了，她是医生，美国人。我再次说，谢谢你的药，管用吗？小高插话说，那个保达琳还可以，不过很贵吧。Ｋ先生点头，Ｌ小姐说，那药现在没有了，也不好买。Ｋ和Ｌ开始问小高病人们的情况。今年怎么样，今年不太好，已经走了１５个人了。发作的人越来越多，上个月他屋里站了好几个人，一看就都是快要走的人。没三天就走了两个女人。那这两个女人有多大，她们走后的情况呢，孩子。一个４０岁，一个３６岁，都有小孩儿。早没上学了。我问一个孩子上学得多少钱，中学是一千四五百块钱，小学是几百块钱。小高自己在村里算是比较好的，因为他种蘑菇，他开车，不过，开车已经不行了，快做不动了。
   菜来了。脆皮豆腐，宫爆鸡丁，西芹百合，回锅肉，等等。我们吃菜，果然是同吃，我很敏感地看着小高的筷子，吃了几口，看看美丽的Ｌ小姐神态自若，也就无所谓了；我发现我和小高都喜欢吃回锅肉。Ｋ先生问起村里最困难的有几家，小高一会儿说八家，一会儿说几十家，天哪，三千人的村子，就这么一个老实的人出来为村人“争取生机”。Ｋ先生比我有耐心，他说，你就说那些最困难的。小高说，有一家要给妈看病，有一家父母全走了，小孩子无人看，还有一家，你知道，就是小丽，１４岁了，不上学。Ｋ先生说，我不是给她钱了。那钱是让她妈看病的。Ｋ先生说，我给过８００块钱让她上学的。小高说，那钱有７５０块交学校了，但有一天，小丽回来，她妈在床上叫唤，小丽就跑到学校里把钱要回来又给妈看病了。Ｋ先生不语，又问，还有几家困难的呢？春梅家，有三个孩子，建新家，刚走了两个人，保国家，……小高开始说得顺畅了。Ｋ先生拿着钱来，数一数，然后，一笔笔地告诉小高，这５００给谁，这３００给谁，大约有三千多。我建议Ｋ先生，你写一个单子，免得小高忘了。没事儿，他们俩人异口同声，好多次了，都没错过。
   正事忙过。我们开始聊别的。高耀洁先生怎么样了，还有那个得结核病的小云怎么样了。听说小云只吃了一个月的药，Ｌ小姐急了，她说，你一定要让她吃半年。她从自己的钱包里找出６００元，给小高，这钱是给她的，你要告诉她一定要坚持吃上半年，你说，要是不吃药，我们会很失望生气的。小高连忙答应。我岔开话题，问你们这些得了病的人还用交人头税吗？交，怎么不交了。你们没钱交什么。像俺家，一年下来要用几百斤小麦交税。我说，政府不管你们吗？管什么，现在的社会，官官相护，小高倒显得对后一个回答极为满意，还想说什么，我拦住再问，那么学校呢，应该有一些年轻的老师帮你们做点儿事，比方说，引起社会关注救援或要求血站政府补偿。不知道，他们可以做这些事吗，解放军的血站和红十字会的血站早就关了。那么，老师们也可以教你们知道怎么保持卫生，不要让病传染，还有，帮你们的孩子减免学费，我们国家至少名义上还是义务教育。小高说，老师不做这些事，现在的学校，你有钱就来上学，没钱叫你走人。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听说你们有的地方，乡里把有病的人集中起来管理，不让随便出来。有有有，小高说，就像管犯人哩，像猪场，还说是人间乐园。他掏出一个纸条，我们看了，歪歪扭扭的四个字，“人间乐园”。Ｋ和Ｌ都笑了起来。
   我的话问到了绝路，Ｌ小姐说话了，她说话，慢条斯理地，带着美国方式的中国话，要在平时真可以让人笑倒。她每一句问话以所以开始，这发语词在英语里是ＳＯ，在汉语里是“那么”，但因此所以，“所以，你弟弟的爱人现在怎么样了？”“所以，我们要是去你们村的话，可以在哪儿下车？”最后，她提到了前不久联合国卫生组织去河南的事，“所以，他们去你们村了吗？”啊啊，去了，去了。不过那两天俺正好不在，听说是安南的夫人去的。不会吧，Ｋ、Ｌ和我互相看看，安南夫人。是的，小高说，不就是联合国秘书长的夫人吗。我们还是将信将疑。“所以，他们去了，你们怎么说呢？”“早几天就在村里打扫卫生了，乡干部们找俺们谈话，要是洋人到谁家，问起来，就说很好，政府给钱花，给药吃。”“所以，你们就这样都说了。”只能叫俺咋说就咋说，他们说了，要是不这样说，日后就罚死你。Ｌ和Ｋ就笑了起来，小高和我也笑。中国特色嘛，凭什么笑，有什么值得笑的，我猛然想到这一点，很有些对我的老外朋友感到别扭。
   “所以，联合国去了的时候，你们病人家里就可以都有药了？”Ｌ小姐问。没有，哪儿的事，他们什么都不给，只是要俺们把屋里弄干净点儿。“那要是联合国的问到药在哪儿怎么办？”Ｋ先生问小高。咋办，就说这两天吃没了，还有把你们给我们的药，百服宁，斯密达，保达琳，那些药盒子给洋人看。Ｋ先生望着我苦笑。
   我也苦笑。我们在商量中结束。Ｋ先生说，写小说时千万别把他写进去，又问小高，要是余世存写了你们，可不可以用你们的真名实姓。小高犹豫地半天，还是别提吧。我答应了。
   我回家，仍像昨天一样，在这个城市里慢慢地散步，我已自由得一无所有，我的生计陷入绝境。我在等死，我就是一名艾滋病患者，我是大庆油田的一名退休工人，我是安居镇上无能安居的小职员，我是北京的一名每天受气的出租司机，我是无望现代化的中国农民，我是含污蒙垢的自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