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文集：致朋友，“为什么我是又不是政治的？”

致朋友，“为什么我是又不是政治的？”

   余世存（北京）
   DEAR　ALL：
   一
   我已于4月25日出院。自3月19日住进中日友好医院，一个多月来，我得到了不少识与不识者的关心、援助，在此我想对朋友们说一声衷心的感谢。我的感恩念念难以言喻。
   平生第一次住院，在我37岁的年头里卧床37天，真是造化弄人。被迫躺了一个多月，我倒是踏实地体验了我们的医疗现状。我因左脚第四趾上多年来渐长的“肿块”第一次妨碍到走路，被迫住进医院，大夫曾有十来天即可出院的说辞，我几乎是抱着游览者的心情住院的。在医院化验观察了几天即做了手术，虽然病因还有各种猜测。切除肿块，从髂骨取一块骨头移植到我的有点空洞的脚趾骨上，手术一周后，几个科的大夫会诊结论，“肿块”为痛风石，我的病情系一种不太常见的遗传性痛风。很快，第一次手术被发现不成功，趾骨的表皮坏死，一旦脱落即是白骨，做植皮手术太冒险，不得已于4月15日做了连根切除脚趾的手术。如此小的“肿块”导致了如此复杂曲折的外科手术。
   此次住院，花费不菲，当然也见识了病情更严重的病人，更高昂的医疗费，更无助的农民和打工者病人，以及请护工也要求护工开发票的公款消费病人。公费、医保、自费。世存选择了体制外生活，因种种原因，此次只能自费。近十年没有体检，无能察疾患于微末，酿成了此次切趾痛辱，经验教训惨痛之极。矫情一点说，青壮身心俨然隔世。
   二
   病房生活的无聊难以言喻，一旦言喻又将使人不忍卒读。我的大部分时间是跟病友们一起熬时间，看天花板。不过，从自己过于纯粹的生活圈子回到五方杂处的社会，还是感觉到某种厚实。唯一的社会活动是托朋友投稿，“国丧被囚有所思”，那篇一两万字的长文已经没有条件修改了，给朋友的理由是“以应清明”，实际上也有换取稿费的意思。文章据说在清明节前就发表了，所得60美元于我不无小补。
   唯一的写作是应河北宣化的农民王天文之请写了一首诗。这位开拖拉机运石头的农民被石头所砸，砸伤颈椎腰椎，在张家口医院治不得法，只好进京动手术，挨宰；王天文此次进京只是做了颈椎手术，花费两万多，三个月后他得做腰椎手术，当然跟我一样自费。王天文讲一口吐词极快的土话，总需要两三遍的重复，过滤掉其中的方言助语，才能让人听懂内容。他认定我能诗而要我给他写一首诗。这让我一度作难，因为这种场合似乎旧诗更管用合适，就像不久前的国丧期间不少年轻的学生都借旧体形式抒怀一样，而我偏偏不能旧诗，最后不得已以分行散文式的新诗献丑了。
   在此也给朋友们一览：
   　　　　失去土地的思想叫唤成野狗
   　　　　在季节的焦虑中咬住了我的前途
   　　　　那把我砸进医院的石头
   　　　　是城市的结构，是财富和权力
   　　　　――不知道我是否成就了我自己
   　　　　征用几代愚公的移山事业
   　　　　如今是没有观众的服罪演出
   　　　　发展主义的小康让他伤神
   　　　　他必须是它愉悦的一棵树
   　　　　――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他自己
   　　　　你劳动，歌唱，热爱美的事物
   　　　　喜欢鲜花，女人，青岛啤酒
   　　　　在暂住的一生里展览弱势的善
   　　　　无从抗拒天使般的诱惑剥夺
   　　　　――不知道你是否感受了你自己
   　　　　这样幼稚的问题无心控诉
   　　　　身体早已病变，在随喜中惨痛
   　　　　如果敬惜的字纸无能结缘
   　　　　就让子子孙孙们喊出万物的不安
   　　　　――不知道他们记否来路和去处
   三．
   一个多月的病友集体生活，不得下地的卧床休息，令人几乎游离于时空之外。最初的新奇过后，这种被放逐于生活秩序之外的煎熬是难耐的。许多需要“赶快做”的工作停顿了，读写虽然不废，但阅读是兴趣的，写字是记录的。虽然，探视的朋友们带来了不少重大的消息，这些消息跟原有的思路和工作计划掺合，激荡得病人日夜不安。一些朋友关心我的写作计划，其实写作是次要的，思想只是不得已才借言路突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解答问题，能够照彻黑暗，能够温暖报世。
   住院前，我已经动笔回答“为什么我不是政治的？”，这个问题较之人们夸饰学来习得的观念思想，夸饰自己及其同党的重要性，似乎更有意义；对那些争相展览自己是企业的，是文化的，是思想的，是学院的，是知识的，是志愿的，等当下社会成功人士的言说而言，回答这一问题更有意义；甚至可以说，处于现代前夜的民族之所以不是政治民族，就是因为子民们回避了这一政治答卷，他们在大家长般的看护下想当然于政治而自觉不参与政治。政治答卷是一柄标枪，可以戳穿这种类人孩们所谓人生成功的某种虚无或人格矮化。遗憾的是，住院后我再也不能完成此文。
   跟一些朋友谈论此问题时，他们说，能够回答此问题的存在着背反的状态：即他也是政治的，全部问题纠缠为一句：为什么我是又不是政治的？但我总希望有人来认真回答，拿出卢梭忏悔录般的气局或宗教信徒们的真诚来回答，因为只要有这样一个文本――如有多样的文本自然更有意义，我们当代社会的活的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也许才能得以展示出来，我们在心智和权利、在身份和认同上虚妄多年、孤苦多年、犯下罪错多年的丛林状态才有家园的重建可能，才有救赎的机缘参照。更直白地说，回答这样的问题，有利于解决我们被掩盖被拖后的民族危机，有利于尽快地突显我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说到政治分层，这又是一大问题。对执政党，自表述过次法西斯时代的观念后，我早已没有言说的兴趣了。但我一直想表述对我国反对党的一点意见。尽管现代学术体制分工使得精英言说先天地被规范，现代技术使得传媒极易被监控，我仍然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把腹诽或私下的咳风唾地化为现代公民的人生经验和理性表达。
   真的，多年来我就想写“我对我国反对党的意见”了。自此上溯中国民主党的做秀式成立已经七年，上溯至八九民运已经十六年，上溯至西单民主墙运动已近三十年，这样漫长的过程，三四代人的突破努力，仍无能为执政党之外的政治表达铺展道路，不曾为我国民的公共空间寻找有效的平台和组织形式，实在是有识之士的耻辱和我国民的不幸根源之一。
   事实上，近年来日渐增多的听证会，维权活动，环保活动，反日游行，等等，在在表明我国民意的多样性，我国民意已经不可能停留在执政党独家代表的大包大揽上，已经不再停留在一个低幼的认知上，它丰富，充满矛盾，对立。要求反对党能够有所作为早已不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操作的问题。遗憾的是，我国执政党的反对派，执政党一统体制精英内部的异端分子，有民主政治抱负的仁人志士，有神往文明传统的遗老遗少们，至今没能为反对党的出现――政治分层的形式化破题。
   无论我国的反对党以何种面目出现，在从民间反对派、在野党、革命党、反对党到执政党、议会党转型的民主政治进程里，我们应该吸取先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党在汉语里至今仍是同志伐异、合群自大的人格依附性组织，它的个体成员则是无成人心智权利、必须忠驯听话的类人孩，这些在党的类人孩在党强力跟外界隔离、真空“保鲜”状态里，已经封闭得跟社会大众不能正当地沟通，平等地交流，或人格分裂得不自知了，或虚妄得没有任何成人般的责任和理性了。我由衷地希望在我中国大陆落地的反对党能够提升我国人民合群的能力和水准，能够成为群己权界的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历史已经证明，军民团结如一人式的军国民主义可以一时雄起生存惊世，但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如美西民族，才可能进入创造力不断的发展秩序里。
   要对这些民众千呼万唤难产的反对党提意见，可以说举不胜举，关键在于，无论维权、反日，要实现个人或群体的某种意志，反对党尽早登陆大陆中国的政治舞台是最为根本的。想到社会分层的不能公开透明，准反对党们的犬儒风谅，我就有一种书生峻急。
   朋友们在病床前劝我不要胡思乱想，多关注自己的病情，多关注都市生活、风月、诗歌。但是，“予岂有病哉？予不得已矣！”想想街上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那样暴戾又那样屈辱地游行，我就有一种思想的不安。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里，中国知识少有对得起本民族及其广大的人民，那沉默的大多数，又无数次相信名词、不惮于牺牲自己投入观念洪流里的人民；中国知识多只是依附为工具用以管制或异化国民，少有独立地教化或推动国民的生命完善。先发国家如英法美的政治革命之终能成功，没有一次不是知识思想走在前列，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革命，同样有知识先导的历史功绩；而我国一百多年至今的前现代迷失，徘徊，社会动乱，都有着知识的诱导，或做帮闲，壁上观。即使伟大的辛亥革命，在革命四五年后，新文化运动才跚跚登场。
   中国知识至今没能给民族和人民一个安身立命的说法儿，没能给出一个权利和认同、生存和发展的总体性解释，在步趋西方知识的无思取巧里，各类知识的碎片切分割伤了民族的统一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可能。即使今天，在文明眼里我国处在一种较为稳定的次法西斯时代，一种热闹非凡却难为外人道说的合群生活，一种幼稚的却自觉独特之秘而不能全面跟外界开放交流的生存游戏，在这样的社会里，中国知识仍少有为将来的政治、社会大变革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提供立国原则和生存哲学。
   唉呀！范文正公感叹过，“微斯人，吾谁与归？”
   四．
   要向朋友们通报的是，住院期间，我的一本书问世了。《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这是由博客中国总裁王俊秀先生、自然之友总干事薛野先生以及八九一代的思想家赵晖先生共同命名的一本书。这本书算是我近年读书摘记的一次整理。尽管这本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它的出版仍是可以告慰的。我由衷地希望，朋友们能够支持这本书。
   一些朋友感觉《非常道》可以传世，以25年为一世，本书应该流传不止一世两世。八九至今已经16年，四五至今已近30年，我们中国人早已不再生活在隔世的甚至16年前的权力、财富和知识里；我们多只是生活在三年五年的想当然或社会运动或运动社会里，我们生存的材料三年五年不免全部更新一次，权力、财富和知识总是今是昨非。但《非常道》将是一面镜子，在此不断劣败、纤巧的时世里对一百多年的风云人物进行人性的回越，没有道学，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经院，没有哲人启蒙。白描的方式、历史现场的叙事、类书式的剪辑，这些传统文化里早有的历史写作几乎被原封不动地搬来，以使变难无已的中国现代转型成为一种统一的风景，活跃其间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宿命。那种“逢六一小变，逢九一大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十年全新的否定等各类巫性思维、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哲学、对自己的过去讳莫如深的驼鸟本能和功利主义、迷信将来的乡愿、阳春新政式的投机犬儒，都应该在这一百多年的转型历史面前驻足低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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