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是难得享有新闻自由的。我们的历史只是给几百年、几十年后的人们以新闻自由。我们今天所享有的新闻自由，大多不是本朝代的，而本朝代的新闻自由，大多要等到改朝换代（或新旧领导人接班、换班）的时候，才能得到当时的某些新闻自由，得到相对真实的评价。诗人冯至曾经听过鲁迅先生讲课，鲁迅谈到历史，谈到秦代的秦始皇时这样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价者都是本朝的人，他们对本朝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非常道》第１３１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
   

   一个朝代短了，自然对尚健在、尚活着的记录者有利，他可以在不必担心脑袋的情况下秉直书写，毫不留情。可是，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除了秦代暴政比较短以外，汉代啊，唐宋啊，明清啊，都是比较长的，所以一代接一代，当代史都是沉闷的，别说新闻自由，就是本朝５０年前、１００年前的历史都遮着掩着，还谈什么历史真相、什么历史教训？活着的人别说秉笔直书，就是长两个脑袋也不敢。所以说，在无比残酷的历史背景下，记录只能给“历史学家以新闻自由”——历史学家可以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获得当时的所谓“新闻自由”。如果我们当今乃至以后的朝代都是这样给历史学家以“新闻自由”，我看中华民族差不多要倒退到秦代以前的奴隶社会，甚至是原始人社会了。那时的人——应该是原始人尚没有得到文明洗礼，几千年如一日，得不到进化尚可蒙蔽。一旦进化，进入所谓的文明社会，又要打仗，推翻暴政，改朝换代，你下来我登场，反反复复，同样没有当代的新闻自由，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
   
   我们经常说以史为鉴，可事实上，那些有利于我们当代执政者的历史可以为鉴，不利与执政者的历史就可以仍到一边。再者，以史为鉴，越远越清楚，越近越糊涂。难道就是越久远的历史真相越为鉴，越是发生在眼前的、尤其是近百年内发生的历史就越要搁置一旁、掩盖真相，就此不管了吗？历史，应该越是近在眼前的，越值得反思和借鉴，吸取血的教训，避免再次让不幸的历史重演。比如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时期的北大学子林昭，在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９日的时候被“革命政府”以革命的名义当作反革命分子枪毙了，当时她的家人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听到楼下有人叫妈妈“许宪民”的名字，她急忙开门，面对她的惊惧神态，来人一共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４月２９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全家才知道政治犯也是要枪毙的——所谓镇压反革命分子。此外，２００５年出版的新书《非常道》编者还搜集到的另一则林昭的新闻，亲历人张元勋回忆说：
   
   看到林昭走进接见室时，其脸色苍白而瘦削，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她。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
   
    再如，辽宁的“政治犯”张志新被当时的政府处死的时候，使用的是法西斯割喉管的非人道的兽行，后来“文革”结束报纸上这样写道：她被惨无人道地剥夺了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道可道》选录了这件事：（《光明日报》记者采写的）《一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光明日报》一把手，１９７９年），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正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该报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咽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这个“新闻”，发表于１９７９年６月５日的《光明日报》，而张志新被害于１９７５年４月４日，也就是４年之后。直到今天，我们的新书《非常道》引用这段历史时，却是用“她”来代替张志新的名字——- 我深深理解出版社的用意，以及出版审查的尺度所允许的范围。不过，东方不亮西方亮，再黑暗的社会也阻挡不了普遍的光明——哪怕是不太亮的光明。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３日，《南方周末》刊登记者朱健国的文章《张志新冤案是逐步披露的》，对此段历史真相又加以曝光，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样的真相，这样血的教训，我们的历史本来就应该及时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以便让后人别再犯下同样的罪恶，尊重人权，尊重生命。可是，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时代，人权不是真正的人权，人权就是所谓革命者镇压人民的暴力，“反革命分子”得不到人权保障和丝毫的生命尊严，总而言之：“反革命分子”没有人权，没有民主，只有被消灭的命运。
   
   所谓“为人民服务”的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国家，所宣扬的新闻出版繁荣，却同样是没有制度保障下的出版自由，没有新闻自由，大众媒体上那些所谓的新闻也都是千篇一律的传声筒新闻，拒绝真相，抵制新闻自由，根本不可能有独立报道和独立判断的评论，比如当时“四人帮”的政策是：“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今天我们看这段话本身，或许没有什么情节，甚至看后就一笑了之，但作为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忆，是丝毫容不得掩盖和修饰的——真相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要反对的，真相是国家的敌人。虽然我们现在距离打倒“四人帮”的１９７６年已经近３０年了，我们的国家，不是同样提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防止和平演变，同样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人民专制）”吗？
   
   纵观中国几千年前有了皇帝以来，看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流氓政府、专制政府对社会的危害极其严重，对社会、对民众的危害也愈来愈大，真正成为社会动荡不稳的主要因素。所以，一个国家若要实现民主，公民的人权得到保障，必须建立真正的宪政社会、法治社会和新闻自由社会。没有这一前提和基础，甭想告别专制，甭想成为民主国家。
   
   今天，我之所以推崇新闻自由，主要是新闻自由是针对于监督和限制政府公权力的，尤其是针对那些容易专制、容易纵容恶行，甚至容易危害公民权益的政府公权力，有了新闻自由就可以像防流氓、防洪水一样提防着它们，监督着他们，同时严防死守着自己的阵地，为这个公权力设置一个边界，不能让公权力无法无天，无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