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文集：正视“六四”，朝野对话，民主强国--对1989年后中国问题的回顾和思考

正视“六四”，朝野对话，民主强国--对1989年后中国问题的回顾和思考

   昝爱宗（浙江）
   16年前的1989年5月底，江泽民的上台是有些不够体面的，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发生震惊中外的海外媒体所统称的爱国民主运动（即“六四天安门事件”）。江被急匆匆地召唤到北京来--仅5月底就有两次紧急被召进京，其中有一次还被迫作了“伪装”（美国商人兼《江泽民传》作者库恩语，一说伪装成医生），是以防止他被愤怒的示威者认出而采取的预防措施。对于此事，当时权威的官方并没有公开发布消息。63岁的江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7年就任，此前是上海市长、国家电子部长），他进京所受到的接待和紧急任命也不是完全公开和符合法定程序（或合法）的--有些程序是事后“追认”或事后“确认”的。
   1989年5月30日，江泽民离开上海去北京走马上任。这一去，就一连干了16年。江是 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的中央委员，当时的胡锦涛也被选入中央委员（候补），江历任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中央委员，十六大时退出。这16年来，他是如库恩的书名所言 “他改变了中国”，还是他以表面的经济繁荣“掩盖了中国的发展不平衡、阻碍了政治体制改革、拉大了贫富差距和内部矛盾”？这正是大多数人的疑问和希望得到回答的重要问题。
   一、正视“六四”事件，建议官方公开当时高层决策详情和内幕
   1989年5月底至六月初，国内外公认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还是赵紫阳，虽然邓已经在内部废黜了赵，实际上江也来到北京就职，但中央还没有正式宣布“撤销”其职务，怎么可以同时有“两个”总书记呢？是否名不正、言不顺呢？再者，新接任的总书记是紧急召开全体中央委员参加的中委会议按照法定程序选举产生的呢？还是政治局常委会内部指定、推荐和投票决定的呢？我看了不少公开的资料，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一个权威而准确的官方说法，以及未见相关会议记录等原始资料解密。查中共《党章》，见第22 条是这样规定的：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1982年9月6日中共第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就有此规定）。至于非常时期的决定，尚不得其程序和要领。
   今天，笔者从库恩着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号称全国零售超过100万册）了解到一些当时的消息：1989年4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例行星期五政治局会议上，江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十三大上当选）身份参加会议的，当时正赶上由中央总书记降为政治局委员的胡耀邦突发心脏病，在场显得非常细心的江拿出自己的硝酸甘油以备救急。可是，等胡被送到医院紧急抢救之后，并未见根本好转。到了4月15日，胡就因大面积心肌梗塞而去世了。可以相信当时的江绝对没有想到他会在不久的将来会继任当年胡耀邦的位子，而且是接替当时主持会议的总书记赵紫阳。
   江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回到他任职的上海，但此后的上海并不平静，5月17日，上海学生与上海市委对话，但江当时不在其中。3天后，江出现了，他对学生表示“你们的爱国热情值得称赞”。此前的4月26日，江在上海的一个体育馆内宣布解除当时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并对该报进行“整顿”的决定，虽然他承认该报“在宣传改革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关键问题未作根本性的让步。
   到了5月19日，北京天安门上的形势仍然很严峻，赵紫阳在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的陪同下，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希望学生们结束绝食，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公开报道，全国人民最后一次在电视上见到这位总书记。5月22日，当首都的戒严部队试图进城的同时，晚上，元老邓小平等人参加了一个高级领导人会议， “开始实施罢免赵紫阳的步骤”。库恩的新书透露，“这期间，邓小平与中国的8位领导人见面，确定了赵紫阳的继任者。作出这一历史性的决定花了5个小时。”“经过漫长与仔细的考虑之后，”邓告诉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看来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我认为他挑得起这副担子。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让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其它人有什么看法？”杨尚昆表示同意。杨强调，“新的领导集体（必须）保持改革开放的形象，赢得人民的信任”，并补充说如果它“墨守成规，死板僵化，不思进取”，那幺人民不会信任它，党员不会尊敬它，那就会不断出乱子，“经济增长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如果再次闭关锁国，那将是‘很可怕’的”。现仍在世的元老薄一波也支持新一代的领导人，他说“只要我们不碍手碍脚，放手让他们去干，” “我想他们会做得很好。”
   随后，邓小平要求就任命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进行正式表决。结果全部全票通过--具体参加的都是哪些人，是否全体政治局常委（当时的全体政治局常委是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参加和决策，全体到会者的名单目前还不太清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有杨尚昆、李先念，元老陈云、薄一波等。可以相信此时的江，还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等他接到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赶到北京，在西山见到邓小平时，邓亲自“通知”他将担任总书记，他很吃惊--后来他说“高处不胜寒”。当晚领会了“最高指示”后，他又乘接送他的同一架飞机回到上海。这一天到底是几号，库恩的书没有明确记录（众说不一，有说23日赴京的，有说22日的），但该书后面的注释中称是援引1996年台湾中国时报出公司杨忠梅的《江泽民传》资料，是23日，而另外注释援引的纽约《天安门调查》则介绍“江的任命是5月27日由邓主持的党内8位元老进行的5小时会议中投票通过的。江于5月30日飞赴北京，连夜拜访了元老陈云和李先念。次日即5月31日晨拜见了邓。这一些“党的最高事务”，除了大陆出版物《江传》首次在注释中稍微披露（既公开解密）外，从来还没有更为详细的公开说明，似乎这一切都是“国家的最高秘密”。
   正处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仍然是学生表现爱国和要民主的地方。5月29日，广场上首次出现了学生们用三轮车驮来的“自由女神”像。看来当时的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几乎没有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中国人不在此刻关注中国的命运。第二天，正在上海一个会场开会的江泽民被北京的紧急电话所打断，几小时后飞往北京--这个说法与《天安门调查》相吻合，此后或许江就留在了北京，开始接任总书记前的准备工作。
   6月4日晚上，已经进入中南海的上海市委书记江与李鹏（总理）、罗干（国务院秘书长）、钱其琛（外长）、王忍之（中宣部长）在中南海一处深宅开了一个很长的会（《江传》145页）。库恩写道：江在现场“一言不发”。“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具体是5月 31日拜见邓后，至6月4日白天，江的活动仍是一个谜。他后面还写道：“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江说：‘领导人在处理全国性的动乱时必须做到谨慎和明断。’……目睹事态的升级，江吸取了教训。他决心要采取预防措施来确保在他任期之内决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他认为，防暴应当是警察部队，而不是军队的管辖范围。他看到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弹。江还认为外国新闻报道的内容使问题更加恶化，建议以后要加强控制。在江优先考虑的事情中，国家的稳定一直是最重要的。”3周后，也就是1989年6月23-24日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已经参与“热身”的江才被正式选举为总书记，赵被正式罢免职务。也就是从5月19日赵从天安门广场上离开后就没有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其正面形象就已经“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之外了。
   事后，也就是1989年7月6日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证实，5月19日，赵赶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这天，中央（当时李鹏发挥重要作用）已经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制止动乱的决心和措施，并宣布部队进城将在部分地区实行戒严（5月20日，李鹏为首的国务院下达了戒严令，到1990年1月10日解除）。5月22日，李鹏、乔石、姚依林、杨尚昆发表讲话（内部）明确指出赵紫阳所犯错误。此前一天的5月21日，赵紫阳已进入“请假期间”，但他认真提出要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被当时的一名全国人大常委宋汝棼说成此举是“公开暴露了他的面目”，后来赵被中央正式定性为“支持动乱、分裂党”--这一评价一直到2005年1月17日赵去世都没有改变。新华社的这篇报道还透露，自5月20日国务院下达了戒严令后，所谓作为“后台”的赵，其人马组织的“前台” 已经提出了“反对戒严”、“打倒李鹏”、“打倒伪政府”、“还我紫阳”的口号。库恩的《江传》提到，1989年5月30日，邓将对江的任命告诉了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这位地位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强调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他说：“这次什幺口号都提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邓又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解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6月4日晚上，江已经在中南海内参加重要会议了。而具体在6月3日晚上、6月4日凌晨解放军进入学生们所在的天安门广场时，江到底在哪里？都做了什幺？库恩的江传没有透露，倒是认真地提到江在事后就“防暴”问题发表的一番 “例如橡皮子弹”的讲话（前面已经引述），笔者却不清楚他讲话中的“目睹事态的升级”到底升级到什幺程度？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军队是如何防暴的？解放军和学生等所有参与者的人数？学生们的伤亡何时公开全部资料？江所言“吸取了教训”具体是指什幺教训？以及他谈到“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和“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弹”，其前提、背景如何？用意所在？库恩在书中没有回答这些疑问，却对江决定出任总书记的细节做了祥述。他写道，在江决定接受这一职务前，在上海特意请示了其前任上海市长汪道涵，汪对于江的担忧给予了信心，并把1840年领导抗英鸦片战争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幅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送给他，“使他恢复了自信，决心接受邓的召唤”。后来，江确实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这幅对联，而且还提到一句非常坚定的话是：“对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一些政治阴谋，一定要继续清查和彻底揭露，绝不可半途而废。”1989年7月5日，曾经在高中学生时期就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63岁人大常委宋汝棼--曾是美国教会私立学校燕京大学学生，在出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并发言时，特意提到江的这句话，并“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调查组，对这一事件彻底清查，追究责任，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至今，也没有见公开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没有成立调查组，以及江表示的要对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一些政治阴谋“继续清查和彻底揭露”，最后有没有结果，是否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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