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
   
   在中国，是难得享有新闻自由的。我们的历史只是给几百年、几十年后的人们以新闻自

   由。我们今天所享有的新闻自由，大多不是本朝代的，而本朝代的新闻自由，大多要等
   到改朝换代(或新旧领导人接班、换班)的时候，才能得到当时的某些新闻自由，得到相
   对真实的评价。 诗人冯至曾经听过鲁迅先生讲课，鲁迅谈到历史，谈到秦代的秦始皇时这样说：“许多
   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价者都是本朝的人，他们
   对本朝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
   ，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
   亏。”（《非常道》第13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 一个朝代短了，自然对尚健在、尚活着的记录者有利，他可以在不必担心脑袋的情况下
   秉直书写，毫不留情。可是，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除了秦代暴政比较短以外，汉代
   啊，唐宋啊，明清啊，都是比较长的，所以一代接一代，当代史都是沉闷的，别说新闻
   自由，就是本朝50年前、100年前的历史都遮着掩着，还谈什么历史真相，什么历史教
   训？活着的人别说秉直书写，就是长两个脑袋也不敢。所以说，在无比残酷的历史背景
   下，记录只能给“历史学家以新闻自由”——历史学家可以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获得当时
   的所谓“新闻自由”。如果我们当今乃至以后的朝代都是这样给历史学家以“新闻自由
   ”，我看中华民族差不多要倒退到秦代以前的奴隶社会，甚至是原始人社会了。那时的
   人——应该是原始人尚没有得到文明洗礼，几千年如一日，得不到进化尚可蒙蔽。一旦
   进化，进入所谓的文明社会，又要打仗，推翻暴政，改朝换代，你下来我登场，反反复
   复，同样没有当代的新闻自由，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 我们经常说以史为鉴，可事实上，那些有利于我们当代执政者的历史可以为鉴，不利与
   执政者的历史就可以仍到一边。再者，以史为鉴，越远越清楚，越近越糊涂。难道就是
   越久远的历史真相越为鉴，越是发生在眼前的、尤其是近百年内发生的历史就越要搁置
   一旁、掩盖真相，就此不管了吗？历史，应该是越是近在眼前的，越是值得反思和借鉴
   ，吸取血的教训，避免再次让不幸的历史重演。比如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时期北大的
   学子林昭，在1968年4月29日的时候被“革命政府”以革命的名义当作反革命分子枪毙
   了，当时她的家人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听到楼下
   有人叫妈妈“许宪民”的名字，她急忙开门。面对她的惊惧神态，来人一共说了三句话
   ：“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全家才知
   道政治犯也是要枪毙的——所谓镇压反革命分子。此外，2005年出版的新书《非常道》
   编者还搜集到的另一则林昭的新闻是：亲历人张元勋回忆说，看到林昭走进接见室时，
   其脸色苍白而瘦削，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一半已是白发！
   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
   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
   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她站在门内一步向
   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她。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
   ,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
   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
   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
   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
   ，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
   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 再如，辽宁的“政治犯”张志新被当时的政府处死的时候，使用的是法西斯割喉管的非
   人道的兽行，后来“文革”结束报纸上这样写道：她被惨无人道地剥夺了用语言表达真
   理的权利。《道可道》选录了这件事：（《光明日报》记者采写的）《一份血写的报告
   》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光
   明日报》一把手，1979年），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
   行，又有“好像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
   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
   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正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
   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
   ，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
   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该报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
   哽咽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
   ：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
   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
   他会怎么写？”这个“新闻”，发表于1979年6月5日的《光明日报》，而张志新被害于
   1975年4月4日，也就是4年之后。直到今天，我们的新书《非常道》引用这段历史时，
   却是用“她”来代替张志新的名字——我深深理解出版社的用意，以及出版审查的尺度
   所允许的范围。不过，东方不亮西方亮，再黑暗的社会也阻挡不了普遍的光明——哪怕
   是不太亮的光明。2004年9月23日，《南方周末》刊登记者朱健国的文章《张志新冤案
   是逐步披露的》，对此段历史真相又加以曝光，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样的真相，这样血的教训，我们的历史本来就应该及时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以便让后
   人别再犯下同样的罪恶，尊重人权，尊重生命。可是，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时代，人权不
   是真正的人权，人权就是所谓革命者镇压人民的暴力，“反革命分子” 得不到人权保
   障和丝毫的生命尊严，总而言之：“反革命分子”没有人权，没有民主，只有被消灭的
   命运。 所谓“为人民服务”的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国家，所宣扬的新闻出版繁荣，却同样是没
   有制度保障下的出版自由，没有新闻自由，大众媒体上那些所谓的新闻也都是千篇一律
   的传声筒新闻，拒绝真相，抵制新闻自由，根本不可能有独立报道和独立判断的评论，
   比如当时“四人帮”的政策是：“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
   者、精神贵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
   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今天我们看这段话
   本身，或许没有什么情节，甚至看后就一笑了之，但作为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忆，是丝毫
   容不得掩盖和修饰的——真相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要反对的，真相是国家的敌人。虽然我
   们现在距离打倒“四人帮”的1976年已经近30年了，我们的国家，不是同样提防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防止和平演变，同样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共产党领
   导、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人民专制）”吗？ 纵观中国几千年前有了皇帝以来，看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流氓政府、专制政府对社会
   的危害极其严重，对社会、对民众的危害也愈来愈大，真正成为社会动荡不稳的主要因
   素。所以，一个国家若要实现民主，公民的人权得到保障，必须建立真正的宪政社会、
   法治社会和新闻自由社会。没有这一前提和基础，甭想告别专制，甭想成为民主国家。
   今天，我之所以推崇新闻自由，主要是新闻自由是针对于监督和限制政府公权力的，尤
   其是针对那些容易专制、容易纵容恶行，甚至容易危害公民权益的政府公权力，有了新
   闻自由就可以像防流氓、防洪水一样提防着它们，监督着他们，同时严防死守着自己的
   阵地，为这个公权力设置一个边界，不能让公权力无法无天，无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