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孤岛”上的人，恰恰又是一个天才，按照常人的理解，摆在他面前的应该只有这样两种选择：要么疯狂，要么毁灭。几乎每一条都是不归路，绝处逢生的机会是不大可能有的。可万幸的是束星北终于“挺过来了”，因为他1943年在贵州遵义的流亡浙江大学所教的学生李政道，二十多年后以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的身份从美国来到红色中国。 1957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的老师却饱经苦难——极右“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已经戴在头上。1972年10月17日，在北京一个很重要的包括周恩来这样的政要出席的高级见面场所，周李会谈，谈到科学与人才问题时，李政道很随意地提到了“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就怎么简单的一句话，足以改变在“孤岛”上已经绝望了的束星北一生的命运。
   
   在1957年以后中国特有的知识分子“孤岛”上，天才大物理学家同时又是反革命分子的束星北，能够以这种“贵人相助”的方式存活下来，或许算不上什么奇迹。而在1 943 年、1944年，日本侵略军四处轰炸中华大地的国难当头，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物理系教授，能够在这样的极端艰难环境下，培养出李政道和吴健雄这样的大物理学家，就不能不说是奇迹了。那时的浙江大学，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李政道后来这样回忆： “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老师，束星北教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发。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他的另一个学生，中国原子弹与核武器的开拓者之一的程开甲院士说，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天才、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

   
   自1972年李政道教授向周恩来提到他的老师以后，却一直没有盼到师生相会的那一天。虽然周恩来已经对李提到的这个名字有了反应，并在几天之后安排国务院人员到青岛了解情况，但最终还是因为束星北所在青岛医学院革命委员会面对空前的政治压力，在不 知道如何对付的情况下，“研究来讲究去”，还是决定“推掉了”，并以次为“上策 ”。这个时候，“人民的罪人”束星北已经66岁了。这一年，就在他无路可走、绝路逢生的时候，不是周恩来，也不是毛泽东，而是他的学生在他“望天长叹悲号”时，冥冥之中看到“有一只手”来给他稍拨迷途。
   
   1972年10月，毛泽东会见了李政道；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又一次在中南海约见了李政道，并进行“物理学的对称性和人类的活动”等话题的交谈，时间长达一个小时。笔者尚且不知道他们所谈具体内容，但这一次或许深知“伴君如伴虎”的李政道并没有顺势提一下“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以至于自1944年以后，他们师生就再也没能见面了——作为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三位老师之一，他是多么想念老师啊。可在当时，周恩来帮不上他，或许毛泽东能够帮得上他。但不幸的是没有出现“顺势提到”的机会。
   
   估计他们见面结束时是这样一个场面：李政道没有提出束星北，毛也不知道中国有这个人，最后会谈结束，机会丧失。 不过，对李政道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他在1972年10月收到了李政道在临时下榻的北京饭店写给他的信，信上写道：“自重庆一别，离今已有差不多二十八年了。”当时这封信的收信人是束星北，但束星北却是先交给组织，都是由组织先拆阅，这在当时成为他的“人道的政治待遇”，也就是说他没有私自拆阅私信的权利——他自称戴罪人。10月 22日，束星北给李政道回信，看到学生们取得的成绩，自己感到“衷心高兴”，并向组织写出了“申请任务报告书”——要求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戴罪立功。到了1973年3月8日，他所在的青岛医学院革委会才正式想上级提交“关于束星北摘掉反革命帽子的报告”，头一段话就是这样的：“束星北，男，现年68岁（注：实为67岁），家庭出身地主兼资本家，本人成分教员。江苏南通市人。1925年至1926年先后在杭州之江、济南齐鲁大学读书，任助教；1932年至1944年，在浙江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任副教授和教授，；1944年7月至1945年9月在国民党军令部二厅技术室任顾问； 1945年10月至1952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授；1952年至1957年在山东大学任物理系教授； 1958年至1960年在青岛市月子口水库改右大队劳动；1960年在我院工作；文化大革命以来，打扫卫生。”
   
   “束星北没有任何错，只是早生了七十年。”束星北的学生于良如是说。直到1978年，大难不死的束星北，迎来不仅仅是政治口号的“科学的春天”，幸运地被迎接到青岛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在讲台上，他手捧着最拿手的牛顿力学，向研究所的学生们讲述物理——正是他四十年前在浙江大学讲授的内容。他还以年迈之躯，踏上海洋科学考察船，亲自辅导学生。直到1983年10月30日，患有各种疾病，并一心念着海洋科学工作上的束星北终于撒手尘寰，终年77岁。本来，他的遗体自愿捐献给医学研究使用，不料遭遇院校“大换血”运动，“该下去的都下去了，该上来的都上来了”，谁也顾不上束先生的遗体了——此时已经腐烂不堪了，后来被两个图“省事”的大学生给草草埋葬在青岛医学院篮球场旁的双杠下面。就这样，一代大物理学家、教育家永远消失了，甚至连最后的遗愿也落空了。
   
   “历史划了一个圆圈，好像又回到了起点。”《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一书的作者刘海军这样说。然而，我们作为读者，通过束星北这个人，以及他的档案所看到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一部被我们早已翻烂了的“历史大书”。其实，还没有真正打开……
   
   《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刘海军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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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20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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