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文集：当官是中国大陆最危险的职业

当官是中国大陆最危险的职业

   提示：在大陆当官——从政，最危险之处并不是随时下台，而是随时都有可能被关进监狱，被判处死刑、终生监禁和有期徒刑。对于位高权重的高官来说，比起关监狱和判死刑来，下台简直是太轻松的事情了，一点也不危险。如2003年初因SARS下台的中央委员、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中央委员、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等，下台后照样享受省部级正职级别，并在别处任职，不受司法追究。因此，高官下台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被判刑，尤其是判死刑。如有一些人利用职权非法侵吞国家或他人巨额资产，犯了大罪，又由于没有较硬的后台，但为了逃避严厉惩罚，只得铤而走险私自出国，叛逃他国，高严和杨秀珠就是其中典型——他们如被抓获，移交大陆司法机关，难逃严厉惩罚。不过，某些职位更高的，有后台，往往不被法律所追究。这也是怪事不怪。
   在大陆当官——从政，最危险之处并不是随时下台，而是随时都有可能被关进监狱，被判处死刑、终生监禁和有期徒刑，或者陷入“政治斗争”成为牺牲品、替罪羊，或被终生软禁。
   人人都说当官好，都是表面现象，其实在中国当官最不安全，最危险，大陆每年都有大量的案例足够证明。
   如被判处死刑的最高级官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级），广西自治区前主席成克杰，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正威妻子、贵州信托公司董事长阎健宏（贵州第一夫人），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局长李真（河北第一秘），等等；仅此于死刑的是死缓和无期徒刑，如西部的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儿子李勃收受他人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810万余元。因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法庭又说他有立功表现，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留下一命。最惨的结局是终身监禁，他不但害了自己，还害了儿子，破坏了家庭，更害了他所领导的当地未脱贫的苦难人民；再如西部的贵州原省委书记刘方仁，被判无期徒刑。新华社报道称他是“一个‘勤政’的高官，曾经誓言让贵州人民尽快脱贫；他又是一个‘工作并吞噬’着的贪官，一次就可吞入500万。”（2003年07月10日）；还有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也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现实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只能用“等等”来忽略了。
   被判有期徒刑的高官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国务委员（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相当于副总理）、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都在服刑期间；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浙江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以权谋私，夫妻都被抓，现在还关在杭州乔司监狱服刑，据说因年迈官方给予安排一些轻活。等等；叛逃的有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前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前云南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书记兼总经理（相当于电力部长）高严（一说在国内潜逃），涉案金额超出数千万，突然来个“人间蒸发” ，有关部门仍在追查等等；自杀的有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官职级别低的自杀官员就更多了，如涉及杨秀珠一案的温州市规划局办公室主任林素华，当年承办佘祥林杀妻冤案的公安民警、湖北京山县公安局巡逻警察大队教导员潘余均（《南方都市报》称，潘曾被纪委叫去谈话过，在死前曾在一块墓碑上用血写下“我冤枉”字样），“自绝于政府和人民”。等等。
   此外，官员相互残杀的，杀人的，各种性质的案件都有，如2005年5月份新近公布的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案，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堂堂副省长，已经人性无存了，不知道是谁提拔了这样杀人不眨眼的恶官？
   有评论这样认为，官场如同一座活火山，不时有惊人大案曝出，因各种原因，一个个贪官污吏因经济犯罪而倒下，一个个残忍官员参与实施暴力犯罪，暴露的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触目惊心。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还有一些官员为一己私利，不惜冒着掉脑袋的风险，重金雇凶，夺人性命，手段如同黑社会一般。如安徽省芜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其东雇凶杀死情妇案，河南省平顶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雇凶报复伤害上访干部、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吕净一案，山东省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震程雇凶杀害举报人夫妇案，安徽省萧县交通局局长李志强雇凶杀死情妇案，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局副局长徐建设雇凶杀害局长案等。尤其是2004年以来，就有呼和浩特市南地公安分局局长粱冠中杀死情妇案，云南省昌宁县县委书记杨国瞿杀死情妇案，山西太原“好警察 ”刘立民雇凶杀死北京“好警察”李忠义案（如打死的是普通老百姓或许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近（2005年6月）在甘肃兰州发生的两任市长朱作勇、张玉舜被捕事件，实质上是张玉舜市长与市委书记王军相互揭发、举报的经过，最后他们都被收监，等等。谋杀别人，自己也将会得到被杀的回报。由此可见，无论是什么原因，种种发生的现实事件可以证明，官员已成为大陆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不过，对于位高权重的高官来说，比起关监狱和判死刑来，下台简直是太轻松的事情了，一点也不危险。如2003年初因SARS下台的中央委员、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中央委员、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等，下台后照样享受省部级正职级别，并在别处任职，不受司法追究。所以说，高官下台不可怕，他们认为最可怕的是被判刑，尤其是死刑。如有一些人利用职权非法侵吞国家或他人巨额资产，犯了大罪，又由于没有较硬的后台，但为了逃避严厉惩罚，只得铤而走险私自出国，叛逃他国，高严和杨秀珠就是其中典型—— 他们如被抓获，移交大陆司法机关，难逃死刑惩罚。不过，某些职位更高的，有后台，往往不被法律所追究。这也是怪事不怪。
   以上，本文所录一些触目惊心的典型案例，仅仅是近几年发生的事件，究其深层原因，多半不是个人有意造成的，而是大多由体制决定的——一把手说了算，手中掌握绝对的权力，所以为所欲为，根本没有考虑到会被惩罚。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早在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历史过程中，当官都是最危险的职业——这也是当时的一人说了算的一党体制所决定的。贵如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写入党章的接班人、中央副主席林彪，1949年当选为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高岗，等等，有的被害死，有的被打击迫害致死，有的叛逃，有的自杀。即使到了1976年，贵如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政治局委员姚文远，也几乎都是终生关进监狱，不得自由，最后江青自杀了事。比起这些高官的遭遇，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待遇就相当不错了，仅仅是下台而已，但实际上是至死都被软禁——关在家里，不是监狱的监狱。堂堂的一国最高领导人，却不能够在撤职下台之后换来自由之身，这也是特殊的体制所决定的。而在美国，自有总统下台的先例，如尼克松，下台了照样是自由身，可以自由自在地出访中国和他国，撰写并公开出版回忆录，无须担心坐牢、判死刑，也无须担心被软禁——人家也是体制所决定的。我们的领导人，尤其是下台的高官，有几个有出国的自由（在职的也没有随便出国的自由，担心其叛逃），有几个有自由撰写并公开出版回忆录的自由……
   大陆官员成为最危险的职业，主要的关键问题是官员乃上级委任，而不是自下而上选举出来的。他们只能上，不能下，一旦下台就有极大的可能被关进监狱和被判刑。所谓讲政治，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哪怕上级是绝对错误的，也要绝对服从，否则撤职查办。比如一个市的市长，他的上台是上级委任的，所以他要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下级负责— —下级对其没有决定性的制衡力量，所谓自下而事实的监督也是空洞无力的。如果他做了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也只有因种种原因暴露后，由上级决定是否捉拿归案，而不是听取下级的呼声和反映。试看，那些栽了的大官大员，有几个是人大监督出来的，是纪委查出来的。杨秀珠一案就是一个著名的典型，浙江省有检察院反贪局，人大有常委会和各级人大代表，省委有纪律检查委员会，省政府有监察厅，新闻舆论有热线电话，人民政府有信访接待来访来信办公室，公安有侦察机关，可是杨秀珠是在外逃后才暴露的 ——2003年4月20日，杨犯（嫌疑人）从上海浦东机场顺利出逃。一个版本说，她从建设厅请假的理由是住在温州的母亲生病，实际上她连母亲的面都没碰，就直接出逃了。等建设厅的人电话联络她母亲问杨秀珠的去向时才知道结果，但已经晚了。所以，连一个副厅级高官的权力都是绝对的，不受监督和制衡的，他或她不为所欲为吗？按常规道理说，一个省厅级干部出古国，应该有这规定、那禁止之类的种种限制，但事实上她的出逃是畅通无阻的。这其中，涉及问题可能是一大箩筐，如谁给她办的护照？出国为何没有报批？检察院反贪局有没有失职？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没有失职？多年来温州方面对杨秀珠的举报为何石沉大海？当初是谁任命了杨秀珠？组织和人事部门选拔人才为何一路绿灯？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能是否名存实亡？她的上级机关应该负什么责任？上级有没有人因此丢掉乌纱帽，或引咎辞职？
   直到两年后的2005年5月，杨秀珠才在荷南被国际刑警组织协同荷兰警方将杨秀珠抓获，据说她涉案金额达2.6亿元（有媒体认为或许不止这些），2005年6月出版的第17期《凤凰周刊》报道，6月1日《温州都市报》在头版报道了杨被捕的消息，该报在当地很快一售而光。据说早在1998年就曾经负责调查杨秀珠三个问题的温州市委纪委的一位官员说，“杨秀珠没有被抓回来，（官职）小的死；杨被带回国内，（官职）大的死。是谁放了杨秀珠出境，难道没有人对此负责吗？”所以说，那些与杨秀珠有涉的高官，现在活得未必好受，或者夜夜睡不着觉，总有一天，他们终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现在，民间有很多人认为现在当官是最危险的职业，官场上也确实几乎是没有一个官员拒绝授受贿赂的。虽然司法对贪官和腐败分子惩处之严厉，但丝毫不减少这些贪官和腐败分子前赴后继，继续不可阻止地犯下滔天罪行。我想这也是体制的原因。在中国，高官阶层就是特权基层，他们几乎都有权有势有钱。有了权，也就有了钱，有了钱，就可以摇控、掌握一切权力。据一位在职正厅级干部私下说，地市级以上级别的干部，如市委书记、市长，出门几乎都是前呼后拥的，如果让他们一个人乘坐飞机，他们未必知道如何换登机牌。从来都是别人给他们安排好了——可见权力之登峰造极。还有一个处级干部说，现在地市级以上的干部，权力几乎是绝对的，同级纪委和其他同级监督机关无权监督他——如杨秀珠就没有人监督住她，靠上级监督又是隔山打炮，无力监督和控制，所以他们就更加为所欲为。一个副厅级干部的杨秀珠就无人可以监督，无人可以约束，难道正厅级干部就受到监督，就可以约束了吗？因此，当官是天下最好的职业（也可以说是最安全的职业），同时也是天下最危险的职业，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双刃剑，既割了别人，又割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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