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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的乱世”:余华《兄弟》艰难恢复“文革”记忆

   
   
    毫无疑问的是,余华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兄弟》,揭发的是一个病态发育、性欲和阳痿的乱世,一个“处处以‘毛主席万岁’为主题的乱世”。李光头一家人遭遇的不幸
   ,也是全体人民遭遇的不幸。
   

   主人公李光头的横空成长,正赶上一个人性压抑和精神狂热肆意宣泄的时代,他历经一
   个超常规的小吊“发育”、“性欲”和“阳痿”阶段,遭遇家破人亡,兄弟分离,终于领悟了父亲刘山峰真传的“偷窥”绝招并发扬光大,在“文革”中大难不死,还以所谓的“五个女人屁股”换来五十六碗三鲜面,从十四岁吃到十五岁,吃得满面油光,吃成 “屁股大王”,后来依此“家底”开发情商,与时俱进,一跃成为“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
   
   李光头的发育是从刚满八岁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他跟随着“毛主席万岁”和“打倒××
   ×”的口号,不断地明白“原来我是发育了”、“我性欲上来啦”,见缝插针地把刘镇所有的木头电线杆都强暴了几遍??直到街上混乱,家破人亡,他不再与电线杆搞“男女 关系”了,“原来我阳痿啦”,“文革”也快结束了??“万岁强暴了全体人民”,为期 不长,终于到了阳痿的时候。
   
   李光头的生父刘山峰,在光头出生前因为在厕所里偷窥女人屁股受到来人惊吓,不幸跌
   入粪池被粪便淹死,使他的妻子李兰在整个镇上抬不起头来。来人正是宋凡平,后来他妻子病故后成为李光头的继父。
   
   宋凡平原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因为“文革”的到来,由“又红又专”的革命群众一
   下字被揭发成所谓的“地主宋凡平”,发配到街上扫地。那时,整个世界黑白都颠倒 了。当他在自己家里教孩子学认“地主”这两个字的时候,孩子们的超长发挥使他这个
   “地主”成为“原来你也是‘地’上的毛‘主’席。”
   
   就是这句意外之言,使他一下子哆嗦了起来,脸白得像个死人似的,忙对他的两个孩子
   ??李光头、亲子宋钢说:“我是地主,我是坏人,你们快打我,快骂我,快批斗我…
   … ”接着,在一次大批斗后的小批斗上,就是李光头这句“明明是‘地主’两个字,
   你说 是‘地’上的毛‘主’席”让宋凡平遭遇拳打脚踢,被打得死去活来,还要强迫他老实交代恶毒攻击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事实上,毛泽东这“四个伟大”是所谓的“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吹捧出来的,毛泽东
   本人也表示认同,他最喜欢其中的“伟大的导师”一句,并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 “教皇”。据亲历人披露,想当年,毛泽东自己在“五一”口号里加上“毛主席万岁”
   一句,后被朱德的秘书所揭发,1958年时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文革”后亲口证
   实。 正是毛泽东发动了“文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人民群众遭殃了。在乱世中,数千万人民群众死于非命,毛泽东至今
   头上还冠以“人民大救星”,却未见撤消,历史还未能恢复为历史。
   
   “毛主席万岁”的时代,正是一个全国混乱、人人自危的时代,毛泽东以帝王的思维错
   误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全国开展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斗争和思
   想 改造运动,使得城乡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有的人被
   打死 ,有的人自杀,有的人终生致残,心灵受到摧残??全国惟一只有毛泽东可以“万
   岁”, 可以随意地“主人民沉浮”。而在今天,余华的大作《兄弟》正在试图艰难地
   恢复“文革”的不幸记忆,让历史不再被淡忘。
   
   在余华笔下,“文革”风正起,高举红旗的宋凡平,接连遭遇被打与被抓,妻子李兰又
   因为头痛赶到上海治病,家里两个孩子无人管教,又由于李光头的揭发使继父罪上加
   罪 ,最后导致这两个异父异母的孩子反目成仇,你一拳我一拳地打了起来,总共揍出
   了三十六拳。在这样的疯狂年代,无罪的人都成为罪人,他们各自在街上流浪,成为有家可归但没有成年人监护的流浪者,混乱的社会无视他们的呼吸和存在。
   
   刘镇终日“混乱”,兄弟俩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看到的情景非常新奇,“我们刘镇
   成为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童铁匠、张裁缝、关剪刀、余牙
   医 纷纷成为革命铁匠、革命裁缝、革命剪刀和革命牙医。张裁缝对贫农笑脸相迎,对
   地主 要给他做“最破最烂的寿衣,又错了,是裹尸布”;关剪刀的革命觉悟更高,贫
   农顾客 不收钱,中农顾客多收钱,对地主顾客要把他剪成“没吊的地主婆”;余拔牙
   则是一个 革命投机分子,要拔贫农的坏牙,拔地主的好牙;童铁匠还好,从来不去盘
   问顾客的阶级成分,他相信“只有勤劳的贫下中农才会到我这里来买镰刀锄头,好吃懒做的地主剥 削阶级是用不上镰刀锄头的”。
   
   “革命”的时代,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时代,又是“贼的孩子也是贼”的时代,李
   光头和宋钢都成为人人欺负的“小地主”,连当时的中学生也都这样盲目的认为,直到偶然一天镇上的童铁匠敢于公开承认他们都是“祖国的花朵”,这一承认就像救了他们的命一样宝贵。
   
   “问苍茫大地呀,谁主沉浮呢?”宋凡平的惨死,长头发中学生孙伟的惨死,孙伟父亲
   的血腥般自杀,没有丈夫、却有女儿的苏妈被当成妓女,孙伟母亲神经受到刺激裸体出走,不知所终,李兰是地主婆,七年不洗头,临死前洗头后发现已经是满头的白发…… 刘镇人的不幸,不仅仅是李光头一家的不幸。一滴水可见到如同红太阳的毛泽东思想光 芒,刘镇人的不幸其实都是全民的不幸,因为“文革”影响了所有人的命运,没有人能 够在“文革”中超然度外。因小见大,李光头所谓的发育也许就是“文革”的发育,使 一些无辜的小板凳们饱受强暴;接着,不甘心小板凳的刺激,爬上电线杆找舒服刺激的 发育者,开始找到了“性欲”,使全镇上的所有电线杆都被强暴了一遍。命运往往是难 以预料的,等所有的发育和性欲都被折腾了一遍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已经阳痿了,已 经没兴趣搞“男女关系”类似的群众运动了。这个时候,“折腾”就要逐渐进入一个反 思阶段了,被压抑的人性开始复苏,兄弟们有了同病相怜的感情,“只剩下最后一晚饭 ,我一定让给李光头吃;只剩下最后一件衣服,我一定让给李光头穿。”他们在成长中 懂得爱,懂得怎样活着,懂得如何会有善报,懂得无私无畏,共同期待着“文革”的结束,其实也是期待着“万岁”乱世的结束。
   
   至此,《兄弟》上半部结束了。余华在接受媒体探访的时候说,《兄弟》一共有四十万
   字,是他所有小说中最厚重的,上部和下部作品,是相对独立的。上部约十五万字,已于2005年7月27日上市,首印二十万册;下部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底或2006年初出版,他表示上部的所有人物,比如李光头、宋钢还有苏妈等,下部都将充分展
   开。
   
   十年磨一剑,自1995年余华创造出《许三观卖血记》以来,他十年未有大作问世。而这
   部《兄弟》正是大众期待已久的他最长的作品。在《兄弟》上半部中,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幽默又一次通过小说表现出来,如他写道:在李光头快十五岁的时候在厕所里偷看五个女屁股,被同样有“偷窥”经历的文学赵青年抓获,赵乘机表现自己,用满嘴的诗情画意去训斥他:“田野里的油菜花金黄一片,你不去看;小河里的鱼儿在水中戏耍,你不去看;天空蔚蓝浮云洁白多么美丽,你不抬头去看;厕所里臭气熏天,你偏偏要低头塞进去看……”
   
   “我的构思本来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超过了四十
   万字。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到遥远的天边。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走窄门。’他告诫我们,‘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 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
   
   找到“窄门”的余华,奔向的是一个明了“活着”两个字的方向。在当今浮躁的文坛中
   ,和别的擅长歌功颂德的官方豢养的作家不一样的是,余华的《兄弟》并没有回避历史和现实,而是积极地介入历史,介入现实,自由创作“文革”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把很多笔墨集中起来用于写小人物的悲惨生活,尤其是“文革”中一些人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命运惨烈,以及现在的现实社会浮躁纵欲,伦理颠覆现象。他说,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的两个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连结这两个时代的就是 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文革”混乱和其后的三十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政策,足有产生更多的大
   手笔大气魄的伟大作家,所以我说“中国的作家有福了”并不夸张,比如《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的风行就是验证。我想,体验和感悟新时代的作家们,只要他们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敢于直面中国人的不幸和沉重,大作品就会不断地涌现,作家 们就会成为伟大的作家。
   
   注:笔者购买这本《兄弟》时,我说了一句“别忘了‘文革’”,书店旁边正好有一购
   书的女士说,“不想看,看了心里挺不舒服的,挺难受的。”我说,“不知道历史真
   相 ,怎么能明白历史呢?”她说“可以从自己父母那里了解更多”,我说,“父母经历或知道的只是一小滴水珠,更多的你还不知道。”后来她还是拒绝选择《兄弟》,看来生活中难免会有人拒绝了解历史,甚至麻木不仁地回避历史。回避历史,又是回避现实,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不会反思,真担心历史还会重演。歌德说,“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自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而经历 “文革”时期和其后的中国人呢?作为整体,是不是也“那么可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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