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寇侵华，来势汹汹，仿
   佛要一举吞并华夏神州，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一时间，在中华大地上，很快
   就有了前方和后方，处处激起抗日浪潮。作为中国自由主义者聚集的舆论界，更是以实
   际行动抗日，还以自由主义行动爱国。到了1938年，以当时聚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多
   的《新民报》为例，在后方推出重庆版，一边宣传抗日，一边仍在意识形态上努力鼓吹

   民主宪政。
   该报主笔和作者队伍，以及编辑，都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著名人士，如担任主笔的有
   罗承烈、赵超构、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姚苏凤、崔心一、方奈何等人；担任重要
   作者的有章士钊、陈寅恪、吴宓、孙伏园、顾颉刚、朱伯商、黄炎培、崔敬伯、卢冀
   野、老舍、巴金、朱自清、叶圣陶……可以说这些骨子里面都是自由主义的作者队伍很
   浩荡。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新民报》迫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只能发表所谓新四
   军叛变外逃的“通稿”，而且还要继续刊发《军事上不许民主》的社评。该社评说，
   “民主是件好事情，我们愿在一切方面赞助民主的要求，同情所有在政治、经济、社会
   上争取民主制度的人，但是只有军事上断然不许民主！”报社总经理（社长）陈铭德承
   认这是“迫于压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规定动作”。但该社评实际上的表达，恰恰
   暴露了中国自由主义者思想上的尴尬和现实上的无奈。
   一声自由，何其沉重。
   60多年过去，中国更多的知识分子都可以从中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当时的悲愤和痛苦。看
   《中国青年报》李大同主编的《冰点》名栏目，不也可以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这一点吗？
   
   
   历史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就是以独立、平等和自由为前提条件，思考中国的命运，
   同情和理解我们的大众，热爱我们的中国。再说白了，自由就是超越党派，超越身份，
   超越利益，让自由成为中国人处理万事万物的平台，中国人人有了自由，也就有了自主
   ，也就能够自强。有了这样的自由，所谓创新意识，所谓新思潮，所谓民主强国，也都
   迎刃而解了，中国的问题就是大众的问题了，碰上国家兴亡匹夫就有责了，爱国就能够
   “一切行动”听自由指挥了，就不会发生一个国家只有几种声音发出，只有一部分人在
   管理国家，只有一部分在爱国的现象了。
   其实，若看自治条件下的中国，就不仅仅是报人骨子里面有自由主义了，全中国人民骨
   子里面都有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是乱来的自由主义，而是真正自治的人各负其责的自
   由主义，为什么我们的宪法里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自由权利，主要是全国人民和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一样，都是向往自由的，拥抱自由的，捍卫自由的。
   不过，话说回来，若中国连自由主义的声音都没有，谈何自由主义者，谈何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