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是自己的朋友，我会这样问自己：

   
   你会流泪吗？
   
   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难受？
   
   我说，我多半是因为难受。
   
   因为我高兴的时候，往往会忘记自己。
   
   而只有难受的时候，才会想起自己。
   
   我难受，虽然原因不是自己引起的，但我想到了自己，自己就成了别人。
   
   我愿意把普天下的人当作朋友，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他，或是她，他或她的难受，就等同于自己的难受。
   
   
   
   我的朋友，因为没有钱吃饭，第一次跪下乞讨的时候，我觉得他心里一定很难受，我觉得我就是他，他就成了我。
   
   我的难受，没有别的原因，没有人强迫我。
   
   
   
   在这个世界上，我有很多难受的朋友。
   
   他，因为孩子吃了毒奶粉而离开这个不幸的世界，我愿意为不幸的孩子祈祷，祝福他进入另一个没有饥饿和欺诈的世界，享受活着的快乐。
   
   他，因为被小偷扒完了钱包里的治病的钱，在街上放声大哭。这个世界亏了他，而我却不能帮他。我很难受，虽然我也不能试图说服这个世界上的人帮助他，我和他一样悲哀，无助。
   
   
   
   在这个世界上，骗子太多了，杀人犯太多了，强盗太多了，流氓太多了，麻木的人太多了，自私的人太多了。
   
   仿佛世界只是他们个人的，而不是大家的。所以，骗子们太潇洒了，杀人犯们太嚣张了，强盗们太无法无天了，流氓们太不把人当人了，麻木的人太冷漠无情了，自私的人太缺乏爱他人的人性了。
   
   我的朋友们，你们说，在这个骗子、杀人犯、强盗、流氓、麻木、自私之徒充斥的世界上，是不是太不安全了，太没有温暖了？
   
   
   
   我想起湖北的孙志刚，我觉得他一定是我的朋友，我一定会为他的遭遇而难过。当他被强盗打死的时候，我想到他就是我，我知道有一天，相同的时候，相同的经历，我也会成为同样冤屈的孙志刚。
   
   死了，高尚一点说就是牺牲，不加修饰地说就是死了。
   
   死了，并不是什么难受的事情，但问题是强盗为什么要强迫别人去死，而不是自己先死。为此，我愿意为孙志刚这样的朋友呼吁，他是替很多人去死的，他的死不是因为他愿意，而是强盗们不容许他活。
   
   在强盗充斥的世界，孙志刚难逃一死，我为他而感到难过，更为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心。如果有一天，当我成为孙志刚，还有没有同样的朋友想起我？并为我难受？
   
   
   
   我想起四川成都金堂县的李思怡——一个快乐的女孩，她的快乐是进入天堂以后享受到的。当她生活在强盗充斥的世界里，没有遇到一个帮助她的朋友，强盗们怎么会是朋友呢？所以，强盗是不会死的，只有李思怡死了。小小年纪，就承担了死的义务，不幸加不幸，我为小思怡而感到难受，愿她的天堂，没有强盗和死亡，没有饥饿和伤害。
   
   
   
   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她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生——请原谅我忘记了她的姓名。有一天，非常意外，她走在北京丰台的街上，遇到了一辆面包车和车上的阿姨，阿姨问她路怎么走，小小年纪单纯的她非常认真地回答，阿姨又说你家远不远，我们的车很方便，可以送你，小姑娘就信以为真了，坐上车，吃了阿姨给的饮料，后面的时候她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就这样，一个不满14岁的女孩子，突然间被拐到了河北的乡下，做饭、洗衣、干农活，白天被监禁，晚上当性奴隶，只到为卖她的傻男人生了孩子。几年过去，她终于逃了出来。
   
   我的这位朋友，终于回到她北京丰台的家，满手的老茧，满身的泥土，满口的河北方言，她的爸爸妈妈几乎不相信眼前的“女人”就是他们失踪多年的女儿。这个女孩子没有带走她在农村生下的孩子，也是女儿，不知道她的她下一辈子的命运会是如何？
   
   回到北京，仍然是读书的年龄，她希望复学。经过艰苦协商，这个女孩子的学校允许她复学，可是她的同班同学，以前她最最要好的朋友，却给予她更多的冷漠和羞辱，仿佛犯下罪过的不是那些可恨的人贩子，而是她自己。这样的遭遇，使她心灵深处的不幸又增添一层不幸。原本她以为自己平时善待的朋友会善待她，谁知朋友们比陌生人更加陌生，比小猫小狗更加无情……
   
   
   
   我想起台北的朋友官声彦，20年前的1984年，8岁的他正在台北市萤桥国小读书，下午第二堂课正要结束的时候，一名精神病患者提着一桶硫酸，闯进他所在的二年级一班教室，突然间，把硫酸泼向天真的孩子们。顿时，教室成为人间炼狱……这个疯狂的举动当场造成十几、二十位的小学生无辜受伤，其中，官声彦伤势最重，双眼失明，脸部容貌全毁、失去一耳。
   
   如此灾祸，改变了这个小朋友的一生。当时，他在台湾遍寻无适当医学机构收容协助。后来申请到美国就医，接受他的机构来信要求，把官声彦全天作息拍成录像带送去美国，该机构再把录像带拷成多份……官妈妈一一照办，终于将儿子送到美国。美国的医疗水平和教育制度使官声彦变了一个人。可是，那些仍在台北的伤残者，命运就不一样了，压在其父母心头的痛比孩子肉体上的痛还要严重，他们难以承受外界的压力，甚至想把受伤的小孩子藏起来，不愿与别人接触，这都使得孩子心理更难恢复正常。有时候小孩子都恢复差不多了，父母却仍活在阴影中走不出来。
   
   人们啊，为什么你们是以歧视的面目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歧视，我们大家岂不是更加好？
   
   后来，幸运的官声彦，留在美国念书，在跟正常小朋友一起求学的情况下, 竟然以全校第一名毕业，最后成为加州柏克莱大学的毕业生。从科学的眼光来看，不能不承认美国的教育环境好，学校里没有人歧视他，而是有更多的充满爱心的人帮助他。虽然他双目失明，面目难以想象，但他却非常快乐，听他说话，觉得他是一个温和有礼、又带点卖国留学生味的谦谦青年，自信、神采飞扬。官妈妈杨淑琴说“我以儿为傲”。现在，28岁的官声彦回到台北，推展盲人门球，媒体还盛赞他是生命的勇士，他自强不息的故事带给大家无穷的希望……
   
   
   
   我还想起了街头更多的残疾小孩，先不说他们的看病求医和读书有没有困难，仅仅是吃饱肚子，是不是也很难？他们有没有人被“丐帮”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邪恶控制，有没有挨打和饱受欺凌，他们的父母是否知道他们的下落，他们有没有朋友，他们的夜晚是不是“一个人流泪到天明”？
   
   
   
   我亲眼看到，在北京火车站，一个浑身很脏，拣垃圾、吃垃圾的小朋友，我试图问他问题，他冷漠地看着我，没有一丝毫的表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聋哑残疾人，因为我没见他开口说过一句话。他是先天残疾？还是后天被人拐买，被人恶毒致残？不得而知，更不知道他每天吃几顿饭，晚上到哪里住宿？我将来的命运会是如何？
   
   我有很多很多类似不幸遭遇的朋友，他们的痛，也便成了我痛。
   
   我为我的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祝福，他们生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有活着的权利，有读书、就业、发展的权利，有免于恐惧和享受尊严的权利。他们都是人，他们不是少数人，而是更多更多的人，虽然他们惨遭不幸，但我们，以及更多把他们当作朋友看待的朋友们，应当将他们的遭遇视为自己的遭遇，同情和爱他们，尊重他们，就是同情和爱自己，就是尊重自己。
   
   
   
   不能否认，世界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般……在这个冷漠和强盗充斥的世界上，每天发生着太多太多的悲剧，每天增添着太多太多的悲伤。但是，我仍然在执着地设想，如果通过更多富有爱心和同情心的朋友们的努力，人世间多一分同情和爱，人与人多一分尊严，我们的今天就少一滴眼泪，少一丝忧伤，我们的未来多一分希望，多一道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