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文集：苏共《真理报》总编辑：我发现了“真理”

苏共《真理报》总编辑：我发现了“真理”

   　　今天，我们在文章中提到苏联的时候，往往会加上一个“前”字，称谓“前苏联”，意思大概是指1991年8月苏共垮台导致苏联解体前的苏联。可是，依照这个逻辑，有前苏联，是不是又一个后苏联？否。由于苏联是一个历史名词，类似一个朝代的国号，只能是过去式，不会是现在式和将来式。不过，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在苏联时期，苏联执政党——苏共的机关报《真理报》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可资借鉴之处。
   　　对于《真理报》，可谓历史悠久，1912年5月5日由一批革命志士创办，一度是布尔什维克和苏共中央的机关报，在苏共解散后成为俄共等左翼政治力量的主要喉舌。目前该报发行量有限，成日落西山势。曾因为《真理报》是苏联共产党第一大报的缘故，在苏共垮台的时候曾经被人多次攻击过，最常见的一句政治笑话就是“《真理报》上无真理”。
   　　果真如此吗？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最近，我在阅读维.戈.阿法纳西耶夫所著的《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作者曾在1976-1989年12月间担任《真理报》总编辑职务（该书原名“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二十年”，中文版由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通过作者的“自白”，觉得这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出身的总编辑在任职期间并没有使《真理报》堕落到“无真理”的地步，而且他为了坚持真理而在苏联面临最大危机的时候被迫辞去总编辑职务。
   　　事情的起因是在风云变幻的1989年，9月9日至15日，一个被当时的苏共贬为部长级官员的著名俄罗斯人叶利钦首次出访美国。9月18日，也就是叶利钦结束访问回国后，《真理报》转载了意大利著名大报《共和国报》（以独立、严肃著称），刊登的一篇谈论叶利钦访美的文章，把他说成是一个首次涉足文明世界的、人们熟知的那种嗜酒为命、缺乏教养的俄国熊。叶利钦在1990年4月出版的《我的自白》（中文版名《叶利钦自传》，1991年3月东方出版社）中指责这是不怀好意的人在败坏他的名誉，明目张胆地诋毁他的美国之行——这种迹象表明，苏联出现政治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无论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政坛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时刻充满着激流和漩涡。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真理报》的这名总编辑回忆说，该文发表后，民主派人士又激动又愤怒：《真理报》竟敢损害那时正处于民主大潮浪尖之上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本人的声誉。人们当众焚毁这一期的报纸表示抗议，报社大门口不得不临时设岗。而一些报贩子在通常只卖5个卢比的报纸提价到1个或5个卢布——民主有时候只能用来美化政治人物，而经受不住对政治人物的“丑化”，这明显不符合报纸的独立意识和追求真理的立场。其实，后来的事态发展越来越表明，这是一桩有政治目的的策划，当时的《真理报》很明显被利用了。同时被利用的还有苏联中央电视台，其收视率最高的一个节目《时事新闻》播放了一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影片，其内容和精神与《共和国报》上的那篇文章并无二致。《真理报》上的那篇文章是通过普通的公开的渠道即通过塔斯社获得的，而不是传言所述密封在苏共中央的红色信封里，指定交给《真理报》总编辑本人并严令他必须发表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编辑部的两位编辑得到这篇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发来的专文——这便意味着该文显然已在某处与某人达成了共识；况且这篇文章具有轰动性，“哪一位报人能够经得住轰动性消息的诱惑？我们就未能经住这一诱惑，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改变了态度，我们在报上公开向叶利钦表示道歉。”此时的《真理报》日发行量是1050万份，此事无意识地渲染了苏共潜在的政治斗争。
   　　在发表文章后，阿法纳西耶夫并没有像某些擅长见风使舵的政客一样愚蠢地为自己辩护，他在《真理报》工作20年，虽然面临着几十年来一条不能逾越的规则——党的每一位新领导人上台首先要更换的就是《真理报》的总编辑，而他却能在三位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手下工作过，并在第四位总书记（即戈尔巴乔夫）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总编辑。他解释说，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他没有被替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一直比较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坚持社会主义的选择，而不是东摇西摆、颠三倒四、变来变去，不看领导人颜色行事，而是往往有自己的主见。”
   　　文章出笼的过程是这样的：9月17日夜里，这位总编辑未能够经受轰动性新闻的诱惑，终于在期待和忧郁的过程中使文章见了报，他说，“尽管已经迟了，但我已意识到，这篇文章不符合《真理报》的传统和风格，因此要求在第二天全国发行的下午版上不再发此文。”当时的《真理报》分午夜版和下午版，前者250万份，主要向首都、苏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以及国外发行；近800万份下午版向苏联各地区发行。如果某个稿件来得太晚，通常首先在午夜版上发表，第二天在下午版上重发。这篇文章直接导致了叶利钦文章事件的发生，惹来一系列的麻烦。先是戈尔巴乔夫把“我狠狠地数说了一通，说什么《真理报》根本不应转载某个《共和国报》上的文章”，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亚科夫列夫说，这种文章不适于在《真理报》上发表，应该交给《共青团真理报》，或者交给《文学报》更好。这位总编辑说，“我从他的谈话中听不出任何指责和激动。”到了10月25日，中央一名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政治局委员要求这位总编辑写一份“请求解除我《真理报》总编辑职务、去搞科研工作的申请报告”。11月1日起，他就成了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与戈尔巴乔夫大权独揽的苏共御用《真理报》“拜拜”了。
   　　离开《真理报》后，阿法纳西耶夫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为自己辩护，并澄清事实真相，消除误解和种种谣言。同时，他还重新思考了1989-1990年苏共领导层积极推行的种种“反叶利钦”行动以及那次事件时，不由地冒出这样一个想法：所有这些行动无论对其发动者来说还是对其执行者来说最终都成了一种“飞去来器”（自作自受之意）。他说，“应当很好地理解我们俄国人、俄罗斯人民的特性，许多世纪以来他总是关注和同情被驱赶者、受冤屈者、敢于犯上的人。各种名堂的叶利钦政治活动调查委员会起初在中央全会、后来则在苏共莫斯科市委全会（叶利钦被取消政治局委员职务，后来则被解除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上对叶利钦纷纷发起指控，报刊上对他展开批评，电视上对他进行曝光，等等，所有这些最终反而大大有利于叶利钦。这些做法反而在广大群众中掀起支持他的巨大浪潮，提高了他的声誉和知名度，使许多本来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知道了谁是叶利钦。甚至《真理报》发表的这篇不佳的文章也使他成了赢家。‘哼，你们说叶利钦酗酒，可有哪一个俄国人不酗酒？不，他是我们的人，他是我们自己人’——我们的老百姓就是这样或大致这样来判断是非的。你们说他是个凡夫俗子，那又怎样，但他却绝不愚蠢、决不糊涂。正如俗话所说，他知道肉是谁被哪只猫偷吃的。”
   　　随着《真理报》向叶利钦表示道歉，“叶利钦文章事件”告一段落。1989年9月22日，叶利钦对此表示称赞。叶利钦在自传中也表示，所谓叶利钦访美期间“花天酒地”的消息很明显是别有用心的。在当时，苏共充满危机，虽然强大的苏联还保持“活着”的状态，但也随时准备牺牲。在“叶利钦文章事件”前的5月份，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一年后的8月，这位先生的总统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被“蒸发”，自己只得自任为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主席，对外号称是“负责研究国际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的复杂问题”。有人说是戈尔巴乔夫葬送了苏共——当然，这是后话了。
   　　《真理报》经历的苏共策反叶利钦的叶利钦文章事件本来就与阿法纳西耶夫关系不大，但却使他成了政治牺牲品。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事后阿法纳西耶夫更加客观、公正地观察伟大光荣的苏共及其领导人。他回忆说，“我信仰列宁，到《真理报》之前是绝对的，到《真理报》后，绝对让位给相对。在按列宁蓝图建起的这个世界，远非一切都已尽善尽美。对比列宁，以及后来居上的斯大林和罗斯福，很明显，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却有着重要的不同。前者走的是一条沾满血腥的道路，而后者罗斯福则是把美国从1929-1932年的大萧条中拯救出来。有趣的是：罗斯福当时采用的完全是斯大林的做法，即严格集中，对一切进行控制，对本国工也和农业扩大投资，控制市场。然而制度之优越使罗斯福更加有成效。罗没有搞镇压、恐怖，没有苏共身上的党内、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斗争和一系列民族矛盾。尽管经济急剧衰退，尽管也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进行过无情的斗争，但罗斯福没有让老百姓饿肚子，没有大规模破坏农业——他支持了农业，没有使人民饱尝不幸——这是先进制度条件下的成功。
   　　对比美国的繁荣以及苏共的下场，可以说“制度的弊端是祸国殃民的源泉”。2002年第3期《读书》杂志有一篇文章披露了列宁在苏共建立制度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弊端（作者鲍传江）：1918年春天，红色政权的苏联全面实行工厂企业国有化。但是，由谁代表政权来表达管理职能？这时列宁提出了“一长制”思想。这个思想在同年3月26日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关于集中铁路管理、保护和提高铁路运输能力的法令》第六条里得到了这样的阐释，“各地方的、各区的或各省的铁路中心，从本中心各工作人员中选出一个精通铁路事务的、最积极的、忠实于苏维埃的人来领导这个铁路中心，这个当选人就是在行政上和技术上对人民交通委员部负责的执行者，在这个铁路中心内，无产阶级的全部独裁的权力就是以这个人为代表，这个人应由人民交通委员批准。”对这个规定提出了意见的人后来被统称为托派分子——下场比《真理报》总编辑还要糟糕，列宁在批驳他们时，对法令的规定做了理论强化。列宁说：“一切对社会主义思索过的人，始终承认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底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可以保证意志只最严格的统一？这就只有使千百万人底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列宁《苏维埃政权底当前任务》，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137页）——这样重要的“语录”应该在《真理报》上可以找到。
   　　《读书》上的文章进一步阐释：在社会主义阵营，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沿革是按照列宁的说法进行的。快一百年了，确定这个“当选人”的机制却一直没有被确定下来，时而首长负责制，继而集体领导，都绕开了一个问题——谁来选定，虽然所有的选定都冠以了人民的名义。人民越来越用不着思考，因为这个当选人行使的是无限权力，他要让人民的意志严格的统一。直到后来这个判断一直延伸到床底之间，如“只生一个好”，人民也一直诺诺着，其实这个当选者完全可以说：只准生一个。原因大家都明白，稍施方略人民就会配合，只有这样了，这里有很多无奈，反正不实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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