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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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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采访不得不半途而废——都是“监督”舆论惹的祸

   
     ●为什么有些采访不得不半途而废———舆论受到的“监督”太多,目的就是不让舆论多监督  
   
     ●传媒并没有处理任何事件的权力,因而舆论监督的结果不一定圆满,这影响了百姓对舆论监督的信赖,距离百姓期望的“人民喉舌”目标更远  
   

     ●“红包记者”的存在,影响了记者的社会形象,也使舆论监督的社会支持率下降
   
     
   
     舆论监督难,到底难在哪里呢?
   
     舆论监督难,首先是因为环境原因。
   
       广州有一张报纸《南方周末》以敢于曝光社会负面而闻名大江南北。我找来它全年的合订本查找了一下,却发现该报曝光当地问题的文章极少,曝光北京的更少,绝大部分是揭他处之短的,尤其是老少边穷的地区。所以,有人说,它是“隔岸观火”,它是以牺牲曝光当地为代价才得以在当地生存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被人称为“焦青天”,但是,有心人也统计了一下,它曝光的对象也主要是县乡以下的基层干部,被人戏称为是“用大炮打苍蝇”。这些话虽有偏颇,但也说明舆论监督非常之难。
   
       当下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独特的政治体制,阻挡舆论监督的单位和个人很多。有时,记者还没有到达采访地,报社领导就打来电话说回来吧,因为有人说情,有人阻止,有人在一手遮天。很多记者(包括不少报社领导)无奈地说,现在舆论受到的“监督”太多了,不是舆论监督,而是“监督”舆论,其实不少就是不让舆论多监督。有时候媒体左右摇摆,画虎不成反类犬,自己反而成了“怪现状”,比如某媒体确实把被监督被曝光的对象搞错了,他因为“上头”有人,自己有话语权,有无形的“舆论压力”,也有可能在种种不利理由之下一切照常,甚至打一巴掌再揉两把,歌功颂德一番,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不难想象,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有的被曝光者反而能“加官进爵”,更加光荣正确。但是,并不是所有媒体都这么幸运,没有过硬的“上头”这个后台,媒体的日子照样不好过,不是被上级监督,就是被上面盯紧,处处小心谨慎。如果一旦该媒体记者写得与事实有点出入,就有可能惹上官司,最后闹成一个“鸡飞蛋打”的残局。当然,还有一些媒体记者在处处被监督的情况下,为了让读者有一定的知情权,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隐”为下策,把被监督者的名字、单位全部隐去,用“某地”、“某人”、“张某”、“王某”类所替代。就这样,虽然也算曝光,可是事实上,舆论监督的作用大打折扣,反而给人一种误解,让人认为是你媒体“理不直”,否则怎么“气不壮”?如此隔靴挠痒,如此为尊者讳,更让读者难堪。读者阅读新闻,根本不希望都像猜谜那么费脑子。
   
       众所周知,媒体和记者并不是党政机关的信访办和办事员,对人民来信来访并没有处置权。即使媒体记者去舆论监督,在障碍很多的情况下,其结果也并不一定如人所愿。如此,久而久之,媒体的信誉和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老百姓对舆论监督的信赖程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一位年轻主持人说,他们节目每天来访来电太多了,人员有限,根本接待不过来。至于是否采访有关批评的事件,是否曝光,部门主任还要开会研究,还要计划报选题,记者本人不能由着自己随便报道。有一阵子,被枪毙的稿件(甚至质量很高,新闻性很好)占记者工作量的80%以上。可见,每一条新闻的播出都会遇到很多困难、阻力,他们对此有极大的承受能力。他还说,一些听众、观众、读者往往把新闻单位当作处理事件、主持公道的高于政府的部门,这是天大的误解,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来说,新闻单位是不能直接解决实际问题的。为了安慰上访者,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有难度,一位中央级媒体记者曾经说,就是自己生活在那个村子里,自己家人被村干部打了,自己也无能为力。其言其情,足以令人动容。
   
       舆论监督难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来自记者自身形象的不稳定。
   
       近年来,社会上对记者的社会形象褒贬不一,说舆论监督维护法纪、为民伸冤者有之,说记者吃喝卡要、败坏媒体声誉者也有之。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记者队伍总体上是好的,涌现了不少敢于进行舆论监督的好记者,还有很多敬业勤奋为人正直的好编辑、好记者。这一点,从上到下,有目共睹。但是,有关职能管理部门三番五次重申新闻工作者应该注意职业道德,从其措词之激烈程度来看,新闻工作者们的职业道德确实存在问题,并引起了政府和新闻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现实并不乐观,现在,我们不得不说,“红包记者”仍然太多,有些记者整天忙于赶场子,拿红包,临走时拿个新闻发布单位的“统发稿”,回去后改上自己的名字就发表或播出,甚至索要金钱,无偿使用轿车,甚至不乏让被采访单位出钱嫖娼的事情发生,记者倒成了真正有“无限权力”的人,一不高兴就拿曝光威胁别人。
   
     是的,做这样的记者,日子过得真是太滋润了,但是老百姓(包括媒体的广大受众)却对他们极为失望。我还知道,有的记者在进行舆论监督时,明目张胆地左右被监督者,并以舆论监督为要挟,向对方索取名目繁多的好处,如差旅费、误餐费、交通费,等等。这种现象的存在,给那些本来就在思想上抵制舆论监督的人以口实,使他们更加明确地反对或抵制舆论监督;也使那些本来热情赞成舆论监督的有识之士望而却步,疑虑满腹,从而使舆论监督的社会支持率下降,使舆论监督的开展更加困难。  
   
      我认为,在目前无法可依的情况下,舆论监督再难,也得下大功夫去搞,而且要上上下下、大张旗鼓地创造性地去搞。新闻媒体的价值之一在于它的公开透明性和普遍性,使得某些权力部门难以黑箱操作,从而有效维护国家和公众的利益。
   
       当然,记者们还应该从独特的国情出发,探索自己的独特的舆论监督方式,特别是在目前反腐倡廉的斗争中,应该充分认识到舆论监督独特的、无法替代的作用。舆论监督的存在,不仅可以揭露出一大批大大小小的蛀虫,使国家走向正规,使权力透明,其可以起到内部监督和法律监督所起不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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