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权的国家，无疑是通往哈耶克所言的“奴役之路”。这里的“奴役”用中国的通俗语言来解释就是“跪着的”，被极权所奴役的国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而这个国家里的所有被奴役的人民，就是“跪着的”人民。
   “跪着的”就是不能站着的，也就没有人所共有的平等，至于建立公民社会，就如同西游记里的花果山一样，虽然有所存在，但总不会为专制帝王化身的玉帝所容忍。胡适说“容忍与自由更重要”，是因为他去过美国，他体验过民主，但他的话至少几十年内在中国是难以被容忍的，而且会变成真正的“胡说”。在一个普遍存在着的统统“跪着的”民众高歌盛世的国家里，极权是最好的选择，没有比极权更能够有残暴的力量来统治民众了。可是，这里就有一个悖论，就是它越极权，也就越不稳定，直到被颠覆，新的极权上来了，又换上一幅似乎和善的新面孔，但是极权本色不变，照样残酷地打击政治对手，严格控制舆论，与建立公民社会背道而驰。只要有某些像孙悟空这样的“大胆妖猴”胆敢挑战王权，立刻大刑侍侯，所以只有一个被关押的孙悟空，再也不敢有第二个出现了——包括精神上的孙悟空以类的人物也都没有了，甚至绝种了。
   而在一个真正践行民主的国家，是能够做到“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可是在非民主或假民主、半民主的国家，做到这点很艰难，甚至还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以至于冒着生命危险，也就会出现“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更不会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所以，这样的国家，异端是没有权利的，民众也是没有权利的，处处是敢怒不敢言——怒也是悄悄的，不敢声张的。权利是空的，暴力控制下的权力——也就是极权是实的，残暴在权力的巨大力量控制下，公民权利被践踏，被蹂躏，被敌视，公理和正义在强权面前不堪一击，这些都是常态，都是无奈而可悲的事实。

   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是没有丝毫言论自由空间的，民众所知道的信息都是被精心伪装好的，假的也就是真的，没有人敢于做可以说皇帝是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因为孩子们从小就在精心伪装好的信息下“茁壮成长”，根本就没有可选择公正与正义的机会和环境，更没有说“不”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只能这样被无情地洗脑了。我知道，在台湾有一个不甘心被极权洗脑的说真话的孩子就是李敖，他特立独行，即使坐牢也不畏惧，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终于等到了光荣坐牢光荣出狱当英雄的那一天。在韩国，民众也是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比如拍电影、电视剧这样的公民出版表达自由权利，国家不但鼓励，而且可以情色、可以政治，没有什么“开拍许可证”、“播放许可证”等等莫须有的限制。最近在韩国还有一个名叫裴勇俊的青年演员，居然可以拒绝日本首相小泉希望见面的邀请，他的架子很大，说自己很忙根本抽不出时间与小泉见面，根本不卖日本首相的面子。在韩国却没有“外交无小事”这样的规矩，裴勇俊拒绝就拒绝了，韩国政府要员和韩国人也不说什么反对的话。这就是裴勇俊的自由，不是他向小泉应尽的义务，也不是他向本国“外交”应尽的义务。史书显示，在二战胜利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众目睽睽之下可以拒绝与英国的君主干杯，就连苏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培养的暴君斯大林都做不到的事情，可罗斯福做到了，因为罗斯福敌视君主制，并且是公开敌视，坚决不与自己敌视的一方干杯，没有丝毫的违心。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据一种公开的说法他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见时，一向大口抽烟的他在委员长面前却放弃了自己的烟瘾，真是“坚忍高手”，委员长有不抽烟的权利，但也没有禁止别人抽烟的权力。可毛是自己给禁了。这不是尊重委员长，恰恰是乔装打扮，他本来面目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只有在强权面前敢于挥洒自如才是本色，这也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裴勇俊有言论自由，罗斯福也有，但毛泽东不敢有。毛的不敢不是正常的，一旦他掌权后，就毫不客气了，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被整的下场就可见一斑，这些伴他的人岂能不知“伴君如伴虎”，但是身在虎口中，身不由己，不是被咬死就是主动当饵料，安敢有别的选择？
   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是公民之本色，但不是“跪着的人”的本色。毛泽东在重庆时虽然不是全跪的，但也是半跪着的。“伴君如伴虎”这句中国老话不光是对刘少奇等人说的，也是对老毛说的，如果当初委员长是君，他老毛是不敢自以为君的，就只能以为臣，选择了“半跪着”。他知道只有他当君的时候，跪着或半跪着的就不是他，而是别人了。现在，毛泽东已经逝去，他却仍然是君，公开舆论上还是不允许冒犯他的尊严。人民在言之老毛时常常是很感激地称呼他是“毛主席”，或是时常脱口而出“毛主席万岁”。其实这一现象仍是一种以他当皇帝的心态，也就是民众“跪着的”心态。但我要说的是，一个跪着的民族，是不成熟的民族。跪着就没有力量的，就无法有站着的视角和心态，就无法真正平等于世界民族之林，更无法拿独特的物质和政治、文化与他国的物质和政治、文化竞争，更别替什么可以与之媲美。
   关于极权，现在说得人太多了，但是能够把极权说清楚的人不太多，能够把反对极权说成像吃饭穿衣一样普及的就更不多了。一个跪着选择极权和承受极权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是落后的民族。如果这个国家的民众没有这个觉悟和改变的勇气，恐怕后果难以想象，而且更糟糕。不过，我明白，一个“跪着的”民族让极权永享安宁是做不到的——也是愚蠢的，但暂时是可行的，如果这个民族不想改变的话，可以延长暂时，但不会让暂时变成永远。因为极权是民众的敌人，世界公正与正义的敌人。极权不亡，世界不宁。
   最后，我简单总结说，一个“跪着的”民族是无辜的，是被欺骗和被胁迫的，但最终的结果反而是极权被蒙骗，被颠覆，别说它能够暂享安宁，就是到了一定火候，一刻的安宁也难以得到了，最后只有等死了。一个被自欺欺人的极权政府，一个被民众联合蒙骗的国家，其下场自然是可悲的，不可救药的——除非他成为宪政国家，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