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材料的命运只有被销毁。不过，任何罪行都写在社会的档案里，登记在受害人的心里，这是谁也销毁不了的！”这句话，是公安人员尚琪在被捕前郑重地说出来的。尚琪乃是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电影创作》杂志1979年第10期发表）的主要人物之一，是作家王靖塑造的坚持真理的公安办案人员的可贵形象。这个故事发生在林彪任军队统帅的1971年，公安人员尚琪认真调查高干子弟王海南被人故意伤害案，发现真正对王海南造成致命伤害的不是街头几个小流氓，而是他位高权重的父亲。但是迫于这位首长的权力，调查只得终止，调查者尚琪在被调查者的命令下被捕，他被捕前说出这番无奈的话。他相信，罪证可以被销毁，但罪行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在社会的档案里》是部诞生在1979年的一部优秀的电影文学剧本，作者十分大胆而尖锐地把批判锋芒指向了深藏于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比如首长可以不受约束地享受海滨疗养院和专职的医护人员，可以把私自越境的儿子不被法律追究——当时的公检法已经瘫痪，可以通过特权甚至一个电话就可以把儿子送往军医大学或者参军前线，可以随意在一个夜晚把年轻的女护士唤来被压倒在“床上”，任意凌辱，任意殴打，不管她是怎样地挣扎与反抗。故事的最后是以悲剧告终的，这个名叫李丽芳的出身工人家庭的女护士，怀着被屈辱的心灵和肉体退伍，因身体为首长污辱而导致新婚后离婚，最后沦为社会底层的女流氓后，索性破罐子破摔，无意中又伤害了暗恋自己的首长前妻的儿子……尽管这部作品有意把悲剧的背景设置在文革期间，但那种饱含在行文之中的激情与愤懑，还是会很明显地促使人以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社会现实中的各种问题。遗憾地，这部剧本的命运与《苦恋》一样，《苦恋》尚有被拍摄成电影的可能——虽然没能公映，但《在社会的档案里》只是一部剧本，已经被很多人遗忘。
   　　最近，认真读了两遍《在社会的档案里》剧本，觉得它反映的是深刻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为了“伤痕而伤痕”，剧中揭示的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并没有消亡，而是处处可见。首长的儿子可以做的事情，平民的儿子永远也得不到机会；首长的儿子可以不费多大工夫就可以挥金如土，飞黄腾达，而平民的儿子则付出更大的辛劳后发现只能望洋兴叹；社会上的不公平让农民享受不了国民待遇，农民工永远与城里工人隔着一座山，等等，这难道不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造成的吗？
   　　我看过印度早期的一部著名影片《流浪者》，该片也是揭示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小偷是贫困逼出来的，法官的儿子不是所谓的法官，而是最后成了贼，成了杀人犯。其中最让人无法忘记的是小拉兹在法庭上向人们呼吁：贫穷和饥饿逼得自己受苦受难无法摆脱，像自己这样的人社会上太多了。他们有什么罪？法庭判了自己一个，能消除社会犯罪的根源吗？到底什么才是社会犯罪的根源呢？

   　　同样，王靖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全篇写的都是无奈，最后的正义人物，其结局逃不脱悲剧命运。这难道不是向社会体制的弊病提出的泣血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