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先生是一个典型的二流大作家。我这里提到的“典型”，是因为他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写作的名作家，他有自己的判断，包括政治判断——当年他当全国知名的年轻右派被发配边疆劳动改造，吃了不少苦，此“劫难”不可能不对他今后的人生哲学和人生路线施加潜在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王蒙先生在今天最难能可贵的，我认为是他有着别人所不能有，或别人有但没有言说出来的常识的判断——这一点使他受到一部分读者的尊敬。他说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家是因为自杀的太少，这是事实，尤其是王蒙自己没有自杀更证明了他不是伟大作家。毫无疑问的是，先从文、再当官、后有从文的王蒙先生，是中国近五十年来成名大作家群中非常清醒的一个。由于王蒙的知名度使然，所以当他说出“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家，因为自杀的太少”时，很快在网络和其他媒体上掀起争议来，甚至还有网友点名直言“王蒙为什么不自杀”。这里，我判断王蒙是不会自杀的，因为王蒙没有勇气当一个伟大的大作家，甚至他连一流作家都不是，顶多是一个二流作家，尚保存着二流作家的勇气。但是，作为读者，我对他的作品还是有好感的，尤其是他近几年笔耕不辍，经常在《万象》和《读书》杂志发表一些随笔或书话，其中还是有几分见地的。所以，我依此认定，正因为王蒙不会选择自杀，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王蒙。同时，王蒙能够认识到中国自杀的作家太少，正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懂中国的注重现实生活和保护自身的作家，懂得在中国当一个作家选择活着的意义，而不是选择死去的意义。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比较了解中国的政治，因此有很多人在关键时刻容易跟着形势走，即使有难，也会避难得及。

   还有，验证王蒙先生清醒得非同一般的是他说过这样一段非常中国非常清醒的话——正如他今天说“中国没有伟大作家是因为自杀的太少”一样属于常识的判断，包括政治判断：“年轻的父母给年幼的孩子吃药的时候有时候解释说：‘这不是药。是糖。是果汁。’而年幼的孩子会哭诉：‘是药。’我们的成人比孩子更孩子。多么好的人民！”
   其实，现在的文坛正是这样，一些著名与不著名的作家，都把垃圾作品或无病呻吟的作品端出来——而不是敢于把拷问自己灵魂的作品写出来，给读者说：“这不是垃圾。是营养，是精神美餐。是人间独一无二的美味。”而我们的非常甘心的读者说：“是的，好吃，味道好极了。”多么好的读者，多么好的人民，多么好的作家。
   早在1970年王蒙先生以“右派”身份在新疆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说自己当时受益于诗人这一尊贵的称呼。他后来回忆说，“这一年我的情绪很不好……然而有一位维吾尔老爹劝慰我：不要发愁，无论如何不要发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国王’‘大臣’和‘诗人’，没有‘诗人’’的国家，还能算一个国家吗？您早晚要回到您的‘诗人’的岗位上的。” 因为在维语里，诗人有一种神圣的意义。只要一提诗人，大家就都明白了。后来正是这句话给了王蒙很大的鼓舞和“活下去”的安慰，因为他不是对着威震欧亚的亚历山大大帝说“不要挡住我的太阳”的第欧根尼，而他遇到的“国王”也不是亚历山大。再者，今天也不可能有那个时候的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了。更多的作家们甘当二流，甚至末流，多数选择了麻木，不甘直面现实，不敢拷问自己的灵魂，远离生活与灵魂的“现场”。可事实上，这些作家非常愚蠢，他们以为只要捂上耳朵，蒙上眼睛，就可以听不到、看不见了。因为那些喜欢玩弄权术的“国王”，是不会自己捂耳朵和蒙眼睛的，他们看透了这些自我作践的所谓大作家，更加狠狠地作践他们。而大多数读者们，其内心深处是不可能尊敬这些大作家的，甚至他们会尊敬写出《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的并非知名的大作家，远离王蒙这样的大作家。
   其实，1949年以后，中国自杀的大作家不再少数，只是目前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数字来证实到底有多少名作家自杀。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作家有著名的老舍——时间是1966年8月26日。老舍先生选择了自杀，是因为老舍懂得了在中国一个作家死去的意义。老舍死于1949年以后，表现出了作家因为政治原因而义无返顾地做出了生死抉择。而海子才是1979年以后自杀的天才诗人，他的自杀意味着中国自由言说的诗人一下子从高峰跌到了低谷——至今没有大诗人“复活”。
   想起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家，如写《绿化树》的张贤亮、写《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的路遥、写《老井》的郑义、写《北方的河》的张承志等，甚至九十年代高产的作家余华、刘庆邦、刘震云、阎连科等，他们以非凡的勇气，敢于直面现实，继承了“五四”以来作家记录真实社会生活的传统，介入现实，介入生活，以优秀的作品还原现实生活和解读现实生活历史，进而达到干预生活的目的。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王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孙志刚”这样典型的轰动事例，有“杀妻冤案”、“无辜青年被冤枉为强奸犯而被枪决”的大案要案，却没有更多的作家和电视剧导演与编剧关注；全国大小数百万煤矿工人、上亿外来工的底层生活无人关注；每年近10多万弱势群体意外死于各种情况下的“事故”、“灾难”，无人关注。其实，这都是在说明当下的作家们对文学的讨巧与无知，他们关注皇宫内幕，热衷于王妃和太监、奴仆打情骂俏，就连电视上也都是古装戏的天下。再者，就是武打片风行一时，麻醉观众，金庸老朽拼命作秀，把几十年前的东西一一掏出，任最有钱最腐败的制作单位拍摄拉大便一样的电视连续剧，一个版本不够，再投巨资拍几个新版本，反正他们有的是金钱，有的是频道，有的是观众。至于观众、读者，也没有什么发言权的，频道是固定的，无法选择的，就像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一样，全国十三亿多人民只能守着一个频道去“联欢”，这不是愚弄大众还是什么呢？这些人会赢得受众的尊敬吗？
   大时代有权向大作家索取大作品。可是，我们今天的大作家和大作品是稀缺的，很多鸡狗版的作家乐于当小混混了，不但对现实回避，而且还对真正的艺术回避。当今中国经历如此广泛、深刻、充满戏剧性画面以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进程，从政治、经济、文化到社会心理，都一个方面都在被触动，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却没有震撼人心的作品，这难道不令人担忧？我的一位师长曾经这样告诫，中国作家是最伟大富翁。如果哪个中国作家会苦于找不到新鲜而有意义的题材，那也是一百年以后的事。作家们应当对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性格进行探索，关心社会，干预生活，不要担心被警告和有危险，更不要以功利性目的为艺术而艺术。真正伟大的作品，用透过社会和政治写出人性。否则，你只能当聪明的作家，只能当“著名的小混混”、“杰出的小混混”、“人民的小混混”这样的鸡狗作家。　　
   　　文学的取材和主题，所指向社会现实与政治层面的，应当具有社会与政治的“干预”性质。涉及的问题，表达的情绪，与社会各阶层的思考与情绪同步。介入现实，干预生活，其中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创作的自由。正如当年（1979年）沈昌文创办《读书》杂志时倡导“读书无禁区”一样，文学创作也要“无禁区”——宪法上已经有明确的创作、出版和研究自由的公民政治权利保证。当然，这个“无禁区”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自己写出来的，自己争取到的。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高行健曾经这样说过，“创作自由不过是个美丽的字眼，或者说是一个诱人的口号。这种自由从来也不来自他人，既无人赏赐，也争取不到，只来自作家自己。你只有先拯救自己，才能赢得精神的自由。”我想，我们那些还不曾麻木、蒙蔽与堕落的作家们，在面临摆脱旧体制的新选择的同时，应该有所深思吧——且莫等到“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死了一钱不值更耻辱的时候吧。
   总之，说了那么多，再回到主题上来，我认为王蒙是一个聪明的作家，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但又是一个二流的作家。虽然仍属优秀，十分难得，但丝毫赢不得我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