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
   
   

   　　就像当年一位大人物随手翻开小册子第××页说道“某某是个好同志”一样，我随手翻开《非常道》第二十九页，一则非常有趣的短故事跳将出来：叶德辉为大藏书家，他喜欢在珍藏的图书中，夹入一两张春宫画片，其友陈子展问他何故。他说：“避火。”因为“火神原是个小姐，服侍她的丫环达三十六位之多，后被玉皇大帝贬为灶下婢，因此她变得躁急易怒。她平时穿淡黄色，一发威时便穿红衣而引起火灾，但因出身闺阁，在盛怒之时，若看到这玩意，也不禁害羞起来，避了开去。”阅毕，同样觉得叶德辉也是一个好同志。
   
   
   
   　　一段故事，几秒钟读完，意犹未尽，再读下去，发现这么厚厚一本二十来万字的书，几乎都是或雅或俗的各类新鲜故事，有些是100年前的，有些是近 50年来的，长长短短，千余条之多。当然，历史总不是以“陈旧面目”出现的，这本书所承载的长长短短历史小故事是无须“保鲜”的，却有着同样的新鲜感。如写出《边城》的大作家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就“闻者众”，教室里挤得满满的。他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在忙迫中10多分钟便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议论纷纷：“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议论传到胡适耳里，胡适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看来，沈从文也是个好同志。
   
   　　讲故事，是不需要太多理由的，也不需要太浪费时间。正如我们今天再次想起孔子遭遇“两小儿辩日”的故事，一般不会找来原文宣读一番，而多是随口表述故事大意，不添油，不加醋，随口讲给别人，自然保持故事的原汁原味。这样以来，讲故事的人不需要照本宣科，听故事的人也不累，实在是成人之美。因为我们若为了听故事，就气喘吁吁地搬来史书，长篇大论，照本宣科，除累人累己外，实在难有什么“阅读之美”可言。今天，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总是喜欢匆匆听上一些让人受益而又不累的真实故事，而新书《非常道》就作了这方面的补充。北京的诗人余世存先生新编写的这本《非常道》，副题就是“1840-1999的中国话语”，本月（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第一个周就攀上了杭州新华书店的前十名排行榜之列（5月11日《都市快报》），可喜可贺。一本仅仅是复述别人讲过的故事的故事书，居然有如此好的“销售前景”，多少是对出版商的安慰，又是对读书人的安慰——好书不多，但还是有些许冒出绚烂的颜色。
   
   　　《非常道》，所道之事，洋洋洒洒，五光十色，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命运、变异、廉耻、隔膜、荒诞，等等大千世界之事，多有涉猎，为奇，为怪，为惊，为叹，令人好生好奇，又不得不掩卷沉思。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不远的历史，又仿佛近在你我身边，跳不出去的往事，擦洗不掉的记忆。当然，这些生动的历史奇闻片段，真人逸事，真话连篇，编写者都一一作了细节分类（始于“史景第一”，终于“荒诞三十二”），并一一按照自己认为更为便当、准确和简洁的语言来表述，复述，避免了原著的生硬，又保持了原汁原味——不添油，不加醋，《非常道》，好味道。
   
   　　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所谓非常时期，必有非常话语。《非常道》一书以《世说新语》类似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段，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这些话语中讲述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同治重臣，以孙中山、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锋，以钱钟书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以李敖、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坛斗士等等……或者说自1840年起到1999年这段精确的时间段，世存兄所讲述的这些古老并新鲜的中国话语故事，其特色是明显的，有些虽是趣事，但是不能当作笑话来听的，如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时代，“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故事本身或许没有什么情节，甚至看后就一笑了之，但作为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忆，是丝毫容不得掩盖和修饰的……我想，这就是《非常道》的所“道”之处，出众之处。
   
   　　编者世存兄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历史片段，底线就是真实，他编书不需要“大话西游”一番，但白话一番可以，如《非常道》可以说是百年来的新《世说新语》。没有了古书上的“之乎者也”，更多了今天的明白语言。故事一样好听，容易接受。如一个“好难听”的关于名字的故事，是说清末某次殿试，有贡士名叫王国钧，名字含义本不错，国钧者，国家和重任也。王国钧在殿试中名列前茅，慈禧念了王的姓名却说：“好难听。”因为这三个字与“亡国君”相谐，实在太不吉利，王国钧固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终。
   
   　　后人重新表述、复述前人的故事，要让受众觉得好听则是一种享受，而更为可贵的是编者坚持“言说者不添油、不加醋地直接表述”之底线，以及蕴涵着故事背后的独立判断和自由立场，可以让他平添几份自豪和劳碌后的心甘情愿。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的朋友余世存正好充当了这么一个表述人的角色，他本来是诗人，自然有很多形象思维的语言，可是他没有朝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方向前进，而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表述、复述历史故事，既忠实于原著作者，又忠实于历史本身。
   
    注：余世存：《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