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厄运反思录（上篇） —儒家的千秋功罪 (博讯 boxun.com)

    （二）儒家产生的必然性、偶然性及其自身优势 被上帝创生之初，古华夏人是非常敬畏神的，这也是“神州”的由来，但后来由于神秘的原因，中华文明在早期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创生出成熟的宗教，华夏民族的有神论信仰水准长期停留在血腥野蛮杀人（杀生）祭祀和多神拜物邪信的层面，直至今日也没有根本改变。 这不仅造成了华夏文明在审美、艺术方面难以达到西方文明那样的高境界。更重要的是，由于宗教的缺失，中华文明缺乏对超越君王权利乃至一切世俗利益的终极价值的化身及裁判者-上帝的关注和无限敬畏。 也因为这，中华文明缺乏强烈的对自然以及超自然规律的探索精神，却充斥着汗牛充栋的投合世俗权力利益需要的精神成果，如权谋诡道统治术之类的著作。在这种宗教或缺类文明的熏陶下，人普遍的容易妄自尊大，滥用自己的权谋诡计，争斗起来没有道德底线，于是“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上古时敬天畏神的华夏古人，到了春秋战国时“礼崩乐坏”，列国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残酷，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文明要想在这种宗教或缺的状态下持续下去，非得要有一种能够整合这种文明的思想学派发挥作用不可。这就是儒家在中国诞生、兴起的大环境背景,也是儒家能够在中国兴起背后的必然因素。 虽然有这些必然因素，却不能说明儒家这一家在中国的兴起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要有一种思想学派能够整合当时的文明，这种思想和学派就能够在中国兴起，不是非得要有儒家不可，没有儒家，大有别的家可以替代。 为什么结果是儒家担当了整合中华文明的主角？这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性造成的，这同时证伪了马克思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歪论。按照马克思主义，儒家是一种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儒家的出现和兴起是大河农业文明的必然结果。那么，这又如何解释，同为大河农业文明的古代印度、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埃及，兴起了与儒家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呢？其实，出现这些重大差异的真正原因，是各文明早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大思想家、宗教宗师：中国产生了孔子、印度产生了释迦摩尼、中东产生了汉谟拉比、莫西、查拉图斯特拉、古埃及祭司创造了拜太阳教......这些天才人物，对各自所在的早期的文明施加了重大的影响，其创立的思想学派、宗教，把个文明引领到迥异的道路上去。 在东周春秋时期，杰出的天才人物孔子偶然地诞生了，儒家由是而生。儒家的兴起，使得中华文明避免了如另一宗教或缺文明-古希腊文明那样彻净湮灭的下场。 中国儒家创始的先秦时期数百年里，儒家只是“百家争鸣”的一家，并没有独大的影响力。秦灭六国后，儒家遭秦始皇残酷镇压，濒临灭绝。然而暴秦瞬间败亡，继之以汉朝，汉朝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儒家方才由衰转兴。 由于儒家思想本来就是其创始人孔子向春秋列国封建主建言献策的内容，因此它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适合统治者治世的现实需要。其“仁政”思想，就是统治术的思想。同时，儒家思想又不仅仅是统治术思想，它有一套完整的伦理说教系统，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礼仪规范...这使得儒家不仅有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更有调节整个社会秩序的作用。儒家有一套完整的家庭伦理道德系统，强调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内外有别、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依此能够形成一种十分稳定的以老人为核心、以亲情为纽带的〈血浓于水〉的人情化大家庭（家族），亲戚之间互相帮助，在〈家里人〉之间容易成就类似于西方的〈博爱〉。并且，孔子本人站在当时世界文明之巅-华夏文明上，对落后外族征服的恶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狄夷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儒家思想的“尊王攘夷”观念，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族主义萌芽，是抵抗落后外族征服、维护华夏民族利益和自主发展的最早昭示。可见，儒家起到的的凝聚中华民族的作用，是先秦各家无法比拟的。儒家的强大的凝聚作用，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能够保持基本的民族特征、精神气质，没有被外来影响、征服改变、消灭的首要原因。 儒家自身的的以上优越性，使其非常适合于维系中国这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一统大国的需要，因此在没有发达的宗教的情况下，儒家在创生以后，后来成为诸侯分封制时期逝去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又有着某种必然性。 曾节明 2005年7月2日下午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5/07/20050702150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