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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中国之形势格局，于满清末年二十世纪初之际十分相似，却又更加恶化、更加危急。致力于中国变革的各派政治人物，一定得吸取孙中山错误的教训不可。因为当今中国不比后满清时代，已经没有老本可折腾的了。为避免重蹈民国初年乱世覆澈，有志于结束中共专制统治、创建民主中国的仁人志士必须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必须竭尽所能地促使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所有的变革当中，这是一条发生动乱、复辟可能性最小、老百姓牺牲最少的道路，也是当前及其虚弱的中国最急需的道路。中华巨人目前已经元气大伤、步履蹒跚，很难再走那崎岖艰险的险路。

   只有促使胡锦涛推行自上而下的变革，才能避免军队（解放军）地方化；只要军队还在中央手里，不被地方诸侯势力抓取，即使中共专制统治骤然瓦解，中国仍然能避免民国初期各自为政、军阀割据、政局失控的乱世局面。

   但就目前来看，走上这条路又相当困难，因为胡锦涛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显示出：此人是一个当代载沣，毫无新思维，满脑子是共产新皇权主义……毛泽东思想。胡锦涛的类载沣式的保守本质，决定了光采取一般的晓之以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劝说、上书是根本无法促使其转变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胡某人绝无可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呢？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当年满清摄政王载沣，同样思想反动保守，但由于他是弱势领导人，无力左右局势发展，在革命形势的逼迫下，为了保住权位，也能作出君主立宪的决策。与载沣相似，胡锦涛同样集保守反动和弱势于一身；胡锦涛更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嗜权狂，当年为了权力，胡锦涛可以违心地投“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所好，又在僵贼泯淫威下韬光养晦十几年，忍辱负重功夫可谓了得。今后，如果面对体制外抗争、体制内分裂的越来越巨大的压力，为了保住权位，胡锦涛转而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没有可能的。

   胡锦涛与邓小平、僵贼泯都不同：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自知罪孽深重，为了防止被清算，邓矮子绝对不会容许民主化改革；僵贼泯有伪造身世欺骗中共、充当日伪汉奸、前苏联间谍阴暗史，从头到脚见不得半点光。僵贼泯兼是镇压八六年学运的急先锋，又在八九民运期间，率先打压新闻媒体，罪恶昭彰，作为镇压民运地方上最凶恶的打手、六四屠杀的最大受益者，僵贼泯做贼心虚、色厉内荏。以上种种，决定了僵贼泯不仅视民主自由为洪水猛兽，甚至不敢正视胡耀邦、赵紫阳作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历史，而要千方百计加以掩盖。在独裁统治期间，僵贼泯又犯下对法轮功等气功信仰人群进行群体灭绝的罪行，罪加一等、罪恶弥天、震惊世界，受到全球追诉，极其巨大的畏罪感，使僵贼泯已经绝无实施民主化变革的任何可能，只能一条路走道黑。

   相比之下,胡锦涛的罪恶轻得多：胡锦涛早年没有丑闻、没有身世丑闻、在“十七年”及文革期间，没有害人整人的丑闻、在后文革的近三十年里，没有贪腐丑闻，他唯一的罪恶是在1989年三月指挥镇压了拉萨藏民示威游行，打死藏人约六十人。对那次惨案，胡锦涛当然负有直接的罪责，因为他力主镇压，但是总的罪责却不在他，而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军委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因为，若没有中央军委的批准，谨小慎微的胡锦涛是决不敢下令开枪的，胡锦涛当时只是西藏党委书记兼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若不是李鹏签署了戒严令，胡锦涛有什么权力下令在拉萨戒严？

   “拉萨平乱”死了几十人，数目远小于邓小平犯下的六四杀人数目，也远小于僵贼泯犯下的害死法轮功信徒的数目，并且，六四和“揭批法轮功”的罪魁祸首要犯李鹏、罗干、僵贼泯、陈希同、杨百冰等坏人俱在，为胡锦涛作垫底；还有超级贪腐罪犯贾庆林、黄菊、李长春、贺国强等流氓为胡锦涛作垫背，相比之下，胡锦涛在西藏背上的那点包袱又算什么？

   再说，胡锦涛在拉萨“平息”的是藏独运动，带有反分裂的性质，属于民族矛盾范畴，这与镇压内地地民主运动有所区别。因此，胡锦涛背的包袱与邓小平、僵贼泯背的不一样：邓小平、僵贼泯主要害怕中国民主化，因为一旦民主化，这两人的贪腐罪行、镇压民主运动、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的反人类罪行就会被清算；胡锦涛主要害怕少数民族地区独立，因为西藏一旦独立，他当年开枪镇压藏人的罪行就会被追究。

   相对于邓江，胡锦涛不仅没有镇压民主化运动的污点，甚至还有一个不惹人瞩目的亮点：1986年，作为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以与大学生共餐对话的方式温和解决了贵州省学潮，这与同年僵贼泯以法西斯警棍手段解决上海学潮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此可以断言，胡锦涛对于民主化，并不象邓小平、僵贼泯那样恐惧。胡锦涛对民主化的主要恐惧在于：民主化使他丧失来之不易的最高权位，象戈尔巴乔夫那样，亲手将俄罗斯民族从斯大林模式里解救出来，却落得黯然下台的下场；其次是，民主化造成中国混乱，少数民族地区乘机分裂独立，他胡某人当年镇压藏人的罪行会受到追究。

   从个人素养及特点上看，胡锦涛比邓、江更不具有可塑性，但却更具突变性：

   一个人在专制社会官场这种物欲横流、红尘滚滚、充满腐化堕落诱惑的超级名利场中，能够三十年如一日的巍然不动、谨小慎微、忍辱负重、深藏不露，做到没有任何贪腐丑闻，没有信仰是不可能的。当年正是由于心怀戈式马克思“民主社会主义”强烈信仰，戈尔巴乔夫才能够艰苦奋斗、谨慎克己二十多年，终于入主克里姆林宫。胡锦涛也是这种有强烈信仰的人，只不过他信仰的是落后反动毛泽东主义。胡锦涛顽固地死抱毛泽东主义，这是胡锦涛比无理论、无信仰的流氓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者邓小平、僵贼泯之流更不具备可塑性的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如同戈尔巴乔夫一样，胡锦涛对理论问题持较严肃的态度，不象邓小平、僵贼泯那样轻视理论、私欲熏心、玩世不恭、不择手段，一副纯粹的市井流氓瘪三无赖德性（由是，邓江具有“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心态，理论建言不可能见效），在巨大的统治危机压力下，走投无路之际，如果得到适当的点拨，胡锦涛未尝没有可能发现毛泽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的民主思想的诸多悖离之处，从而忽然转变。这又是胡锦涛比邓、江更具突变性的方面。

   三十年来，民运界有关自由民主宪政的论述和建言汗牛充栋，但是，作为毛泽东主义者，胡锦涛是不可能听得进“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念的，那么，最能作为 “适当点拨”的著作有没有呢？答案是肯定的，它就是当年作为“民主墙”运动的旗帜，现在却被很多人误以为“过时”的《特权论》。作者陈泱潮老先生在《特权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胡锦涛听得懂、停得进的语言，深刻准确地论述了苏、东，中国等共产党国家产生统治危机的根源，以及预测了这些国家必然、也必将发生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如果胡锦涛能够读到《特权论》，很可能翻然悔悟。

   综上所述，如果面临越来越紧迫的统治危机的压力，又获得了一整套在保住自身权位前提下的平稳实行民主化的方案，胡锦涛转变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现在，中共的统治危机持续增长，要促成胡锦涛转变，关键是要有一整套胡锦涛能够接受的平稳实行民主化的方案。可欣慰的是，这样的方案恰巧这几年产生了：它就是陈泱潮老先生于2002年创造的新五权虚君民主宪政方案（详见www.tianyao.org)。

   因此，尽管近期中共鹰派核战争叫嚣，中国“和平演变”的前景依然光明。

   曾节明 星期四 2005年8月4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