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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厄运反思录（上篇） （五）儒家的千古罪错：平均主义 (博讯 boxun.com)

    第三，儒家有平均主义的深远传统。 孔子追求的理想社会，除有圣王统治外，经济上还有平均主义的特征，级所谓〈天下大同〉，〈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田同耕〉。孟子则在其经典作〈舍生取义〉一文中直言：〈...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儒家的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一大二公的乌托邦梦想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儒家这种把物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理解为社会公正的观念，实际上是误把物质上的平均当作机会的均等，是对社会公正的歪曲理解。诚然，平均主义使得老弱病残优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受到稳定的保障，但在平均主义原则的实践下，通过正当手段增殖财富应得的报偿却无从兑现，勤劳、精明、智慧被漠视、创造力受压抑，因此，平均主义的社会是难以取得进步的。

    由于儒家主张通过教化的方式、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的暴力方式实现理想社会，因此，它对社会的自然进程并没有起到强力破坏的作用。中国社会一直是建立在自然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的专制王朝社会。儒家信徒一直没能像马列信徒做共产主义试验一样，做大同社会的试验。直至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暴力试验和非暴力的印度民主社会主义试验，间接的为〈大同社会〉作了评估。

    因为缺乏效益，整个社会往往陷入普遍的贫穷当中，在物质的极度匮乏当中，保障人的权益成为空谈（即使政府有保障人权的诚意）。平均主义的社会如果具备民主制度，可能看上去人道、和谐，但同样因为缺乏效益，人道、和谐的积极意义最终也要被贫穷所抵消，八十年代之前的印度就是一个例子。

    印度还是较为另类理想的情况。因为平均主义的实践，是一种非自然状态的人为分配，非得有一个高度集中的政府的权力来主导，这使造就专制政府的最佳社会。于是，〈大同社会〉更普遍的情况是既贫穷、更专制，比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北朝鲜。

    儒家不主张通过“打碎旧世界”实现大同理想社会，这使得儒家没有象马克思主义实践那样残暴猛烈高效地祸害人类， 但是儒家的平均主义的深远影响，使得广大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有着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思想。唐朝大诗人杜甫在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呼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宋朝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李顺喊出“均田地，等富贵”，这都反映出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即便是饱浴欧风美雨的孙中山，其革命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仍然带有鲜明的平均主义色彩。

    儒家的深刻影响，使得近代的中国大批知识精英、政客和社会活动人士、革命者对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因为头脑中存在的把物质的平均当作机会的均等的错误，以致于把物质的平均分配当作自由、社会公正和“解放”；注重经济实惠而忽视政治自由；误把民粹当作民主的精髓，注重多数人的意志，忽视个性和人权。

    平均主义的痼疾使中国知识政治精英界的素养迟迟不能完成向近现代的转化（真正完成转化的只有胡适一人）。大批的知识才俊，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瞿秋白等人，对辛亥革命仍然广泛存在的贫富不均感到愤恨、不理解，并因此全盘否定辛亥革命的成果，质疑中华民国的道路，这位播种马克思暴力平均主义的邪说，准备了大好的心理条件。

    可以说，儒家的平均主义传统，是阻断中国在近现代成功转型的主要心理障碍之一。 曾节明 星期三 2005年7月6日上午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lianzai/2005/07/20050706154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