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铮文集：第二章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

第二章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

将天捅了个窟窿
   回到家（当然是先生走在前头），却没有预料中的雷霆大怒。两老像是什么也不知情，什么也没问。其实他们早猜到了，中国的老百姓经历那么多事情，已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吃惊了。他们以前拚命阻止我们，是为了我们不出危险。事情真出了，看到我们从拘留所回来那个狼狈相，心如刀绞，哪还忍心再跟我们闹？
   过了两天，公公私下告诉我，我们被抓那天一日不归，他们已觉不妙，晚上接到电话，婆婆差点晕倒，浑身瘫软，赶快躺在床上，反复对自己说：「我不能倒下，我不能倒下，还有孩子，还有孩子……」如果不是为了爱逾性命的孙女，她可能真的就此「交了面本」。
   最后，公公像是自言自语：「唉，他就算只是只小狗，现在还在台上坐着，你也只能先听他的呀。」
   公公从「解放前」就开始当农会主席，后来「抗美援朝」参军到朝鲜，入了党，立了功，一辈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忠心耿耿，虽然在「文革」挨过整，退休后有些失落，弄不明白现在党干的这些事，还叫不叫他们为它奋斗一辈子的社会主义，毕竟他从没对党的指示说过半个「不」字，现在突然说出这种话，怎不让我大吃一惊。
   但他虽那样说了，却从未在任何场合公开表示过他的愤怒，或许他早已不会愤怒。
   从拘留所出来后，我开始跟关在派出所时认识的圆圆笑脸王俭老太太联系。2000年1月中旬一个下午，王俭带我到她女儿张小梅租的套房。
   房里什么家具都没有，只在地上铺些褥子，有几人正坐在褥上吃饭。他们吃得非常简单，就是干馒头夹咸菜，我猜他们一定是外地来北京上访的功友。
   那天见到几个功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其中一个是武汉来的四十多岁的「平姐」。1999年10月28日，镇压刚进一步升级，法轮功一夕从「非法组织」变成「邪教」时，她与一些功友冒着巨大风险，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北京郊区成功地秘密召开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揭露镇压的残酷。这个记者招待会在当时中国大陆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下，真的起到「将天捅了个窟窿」的作用，是外国媒体首次正式接触采访法轮功学员。当时外国记者对她们竖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敢冒着生命危险来。」「我们被发现顶多驱逐出境，你们可能要被杀头。」
   1999年底，她又和一些功友策划召开99’广州法会，也就是修炼心得交流会，有一百多人参加。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力中，很多炼功人都像被「打懵」了似的不知所措。法会上十五位学员的发言稿后来贴在《明慧网》，在炼功人中广为流传，起了非常大的带动作用。
   我是流着泪看完那些发言的，不知停下来拭泪多少次。每个弟子舍身取义的故事都深深震撼我的心灵，特别是＜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32岁的石家庄学员丁延（真名）写到，当她站在天安门广场看着东方的朝阳冉冉升起，她突然觉得，自己修多高已毫不重要，生命只因和正法连在一起才变得有意义。读到这里，我只觉自己似乎被一种来自天国的无限博大、无限宽广的神力托起，到了一个前所不知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个体的生命完全融于最纯正、最庄严、最神圣的天宇，在放弃自我的过程中，得到宇宙般恒远和辉煌的永生……
   丁延在天安门请愿被抓后，警察将她双手反铐在背后，用脚踩着她的背，双手拚命往上提手铐，将她拎来拎去，反复折磨了三个多小时，逼问她姓名。多少次她都要支持不住，但始终咬着牙关没有说。
   丁延后来参加广州法会又被捕，被判刑四年，曾先后被关押于石家庄、保定的监狱，2001年9月左右，她被折磨死于承德监狱水牢。

任重道远
   广州法会第九天，警察突然闯入平姐她们的住处。当时房里只有她一人，警察将她铐在警车内，然后在屋内等着其他人回来。她想办法褪掉手铐，从警察的眼皮底下逃掉了，才又来到北京。
   平姐到北京后，广泛联络其他法轮功学员，在这间租屋内召开三次规模较大的法会，参加法会的人来自全国各地。这几次法会的录音上了《明慧网》，影响所及，2000年除夕，有一千多名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炼功，令某些当权者大为恼怒。
   公安部门为了抓她和小梅等人，监听她们藏身的航天部某研究所整片居民住宅、办公楼，她们打公用电话时被发现，于2000年农历正月初六被捕。她被判八年有期徒刑，现在还在不知何方的监狱；小梅被判五年，现在北京市女子监狱；小梅的男友被判四年，被关于沈阳第二监狱。
   后来我又到那间租屋去过几次，见到很多各地来的功友，参加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法会。许多人准备除夕夜去天安门请愿，我则安排带女儿回四川老家探亲、过年。
   2000年1月29日，我带着女儿上路。时值春节，外地民工都要回家过年，火车站人山人海。北京西客站偌大候车室里，密密麻麻好几千人，一眼望去黑压压一片。检票口刚开，这些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向前涌去，唯恐占不到座位或是行李没有地方放。我望着这些人，不知大家都在为什么忙碌终日？知不知道生命的真正意义？
   我想起老师谈到我们这一亿先得法的人，曾说过：我珍惜你们，比你们珍惜自己还要多，你们是希望，是宇宙的希望，是未来的希望……我们做得够吗？我们当得起吗？泪水模糊了我的眼，想到「任重道远」四个字，第一次体会菩萨看众生落泪是种什么样的心情。我知道我必须为这些生命尽我最大的努力。

在逃与不逃间
   回到四川第二天，我刚起床，还没来得及与父母说话，电话就刺耳地响起来。是北京长途，牛军要找我说话！
   「你认识尤敏吗？」
   他怎么知道尤敏？「认识。」
   「认识肖
   雅吗？」
   「认识。」
   「1月19日你带她们去哪里？」
   我想起我带她们去张小梅的那间租屋参加法会。
   「对不起，这我不能告诉你。」
   「你不说是吧，你等着，我马上就让当地警察押你回北京！」说完他就挂断电话。
   父母惊呆了，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却愁着还没见到妹妹，带来的广州法会资料怎么给她。
   母亲找出三件毛衣，两条毛裤，一件棉大衣让我穿上，说拘留所很冷，警察说不定还会打人……。
   我全副武装，将母亲找出来的所有衣服都穿上，呆坐沙发等着。窗外大雨夹雪，天气很冷，空气透着一股凄清。
   女儿坐火车太兴奋，没好好睡，这时还没醒。看着她的小脸，我想交代母亲两句，让他们将她送回北京或督促她好好写作业，又觉多余，什么也没说。
   等到中午，警察没来。我躺在床上午休，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乱想：「我干嘛那么傻，等他们来抓我？我跑掉呢？他们上哪去抓我？」但是，如此一来，我就只能过流亡生活了，既不能回家，也不能上班。真的就此浪迹天涯吗？我还没这个心理准备，也下不了决心。
   就在逃还不逃的思想斗争中，我在家又待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牛军又打电话来，问我何时回北京，我告诉他十天后，他要父亲听电话。他对父亲说，考虑我回一趟家不易，就不来抓我了，让我在家好好过个年，要父亲好好开导我，有什么事回北京再说。
   不抓我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母亲推论，公安局到别的地方办案，需要当地公安配合，临近年关，很多案子需要结案，杀人案还破不了呢，又没什么大事，肯定这里的公安局不听北京的；不说别的，这差旅费归谁？　
   　我大松一口气，至少可以不用决定逃走还是不逃走了。
   那个年过得稀里糊涂，都知道回去就得挨抓，有什么心思过年？

善的力量
   2000年2月10日，我如期回到北京，天已很晚。先生告诉我，我头天刚走，第二天警察就上门，找不到我就把他弄到派出所，说是尤敏、肖雅和肖雅的男友三人到天安门拉开一面「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他们被抓后，我就被暴露出来。公安局奉令限期破案，要找到近期几次大型法会召开地点，于是我成了一个重要线索。
   先生告诉我明天须去派出所一趟，如果交代出开会地点，可能就不会把我怎么样，否则就难说了。
   从这时，我与先生发生重大分歧。他主张我说出来，他说那间租屋的功友应早已转移，他们能拿一间空房子怎样？我说会罚房东钱，他说罚多少钱我们给他补上，不让他受损失就是。不说的话，我就会去坐牢，何必做这种无谓的牺牲？
   但我内心却有个感觉：这场镇压毫无由来地荒唐，我凭什么要配合？这是一个原则和态度问题。再说那房东如果也是炼功人，一定会受牵连；而平姐、小梅她们的工作那么重要，我也必须保护她们，我当然不能说。
   我与先生争执很久，第二天一早终于做出一个介于「逃走」和「不逃走」之间的决定。也是机缘巧合，那时我们新买的房子刚装修好，公司又决定调我到新部门。于是我匆匆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在派出所上班前离家，一个人住到什么家具都没有的新居，请同事不要告诉警察我的去处。
   一星期后，同事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叫王彬的人找我，我想不起来王彬是谁，心想莫非是哪次聚会见过的功友，便给他回了电。
   谁知王彬是个警察！三十分钟后，我已经坐在开往拘留所的警车上。
   快到拘留所时，王彬突然问我：「知道政府为什么那么怕你们吗？」
   「为什么？」
   「因为你们这个功太真了，你们太有凝聚力了。」
   「是吗？你看过《转法轮》吗？」
   他苦恼地说：「如果我是以前看的，说不定就看进去了，可现在我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总想从书中找怎么对付你们的办法，就看不进去了。」
   车到拘留所，王彬有点抱歉似地说，现在抓的法轮功人员太多，最近刚成立法轮功专案组，他不是专案组的，只得将我交给别人。
   我说：「没关系，如果方便，请给我爱人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点日用品来。」
   接下来的三天，他每天都到审我的地方转悠。第一天他问我：「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
   这时提审正逼我说法会地点，我很想讽刺他一句：「王彬，这回你可立功了吧？」但我立刻感觉自己这一念含有怨气，而怨气就有恶的因素，不够纯善的标准。我忍住了，只淡淡点头：「送了，谢谢你。」
   第二天他又来，还是同一句话：「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这时我看出他为了抓我来而难受，想道歉又无从说，只好把问过的话再问一遍。我还是点点头说：「送了，谢谢。」
   第三天他带着一条警犬来，逗一会儿狗后，他又问：「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这次他的声音几乎带着哭腔。
   我低下头没有答话，想起老师说的「这个善的力量是相当的大」。我约束了怨气，没有恶语相向，反而让他为自己的恶行后悔难受。

逼供
   一进拘留所，「法轮功专案组」的张强、马英，外加他们的科长，就轮流不停地审我。第一天，他们「好言」劝我；第二天，他们用功友的安全逼我，将我的传呼机开着放在桌上，如果我不交代，呼我一个他们抓一个，抓完了还说都是我「点」的。第三天，他们整天不让我上厕所。憋到膀胱都要爆炸时，我一咬牙决定「就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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