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黧黑的夜色之中，在呜呜呼叫的寒风之中，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直飞上海。
机舱里坐着张春桥。平生头一遭，他享受坐专机的待遇。望着脚下茫茫大地，犹如无涯的大海，在翻腾着黑色的浪潮。他的心中，忐忑不安，未知此行是否会覆舟灭顶于上海……
就在他急急动身之前，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已于这天中午发急电到上海西北远郊、嘉定县内一个位于沪宁线上的铁路小站——安享站，告知在那里拦截火车、中断交通、吵着要北上的一千名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即日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短短的一天多时间，安亭的知名度急剧上升。这个小站，一下子闻名全国，外电也纷纷报道：“上海爆发‘安亭事件’。沪宁线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断……”
事件的导火线，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挂着崭新的红袖章、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们，涌向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广场。
　
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文件精神，对上海“工总司”采取“三不”态度，即“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为此，在成立大会结束之后，“工总司”举行规模宏大的游行，前往上海延安路中共上海市委大楼，要求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获秋接见，承认“工总司”。
　
曹获秋不予接见。于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决定率队冲向上海北站，声言“到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
子夜，北站大乱。“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砸坏了检票口的栏杆，冲上月台，登上一趟北上列车。五时许，潘国平所率领的二百多“造反派”工人，随车驶出北站，于中午到达南京。
王洪文率一千多“造反派”工人，登上原定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于七时强令调度室发车。列车在八时十七分开抵安亭，上海铁路局下令阻留这趟列车。于是，一千多“造反派”工人滞留在安亭。
王洪文为了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决定卧轨拦车。十日中午十二时，当14次上海至北京的特别快车途经安亭车站时，铁轨上躺着、坐着许多戴红袖章的上海工人。特别快车不得不紧急刹车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洒之中，张春桥的专机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场军用机场。
这时，沪宁线在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钟之后，刚刚恢复通车，受阻的大批列车仍未疏散，一长串、一长串停在轨道上。
肩负重任、身穿军装的张春侨，刚刚踏进上海，头一桩事情不是找中共上海市委，却是挂电话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二十一岁的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蒯“司令”那时已经与张春桥有了单线联系。张春桥把“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视为他可信赖的耳目。一个神秘的人物接到张春桥的电话，闪身上了张春桥的轿车，直奔安亭。
这个神秘人物，几乎不为外人所知。在“四人帮”下台之后，人们追查过，也只知那在子夜与张春桥同车前往安亭的，是“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一个红卫兵，不知其姓名。

   
笔者在采访一位熟知当时内情的人，才获知那位神秘人物的来历：此人名叫“包炮”，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的真名叫包得福。他的父亲，倒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母亲，也正因为政治身份可靠，当时在北京某中央首长家当保姆。由于这么一层特殊关系，包炮的消息十分灵通。这位中央首长何人？据云，乃康生也。
包炮来到上海，结识了三十一岁的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把包炮当成了自己的谋士。“工总司”最初的“筹备委员”三十多人中，只有两名党员——王洪文和耿金章。耿金章原名耿玉章，上海中泥造纸厂副工长，比王洪文整整大十岁，早在一九四九年入党。不过，耿金章只念初小，文化水平远不如王洪文。正因为这样，王洪文当上了“工总司”的司令，包炮成了王“司令”的密友……
向西，向西，轿车朝着安亭急驶。一路上，从包炮的嘴里，掏得了关于“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最准确的情报。张春桥向来是很重视情报的。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春桥确信这是古人经验之谈。
从大场经真如、南翔、黄渡，轿车在凌晨驶入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第一次与王洪文握手。于是，因搞“革命样板戏”而江张携手，因批《海瑞罢官》而江张姚结谊，这一回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个同伙——虽说四人结帮而左右中国政局是在好几年之后。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把一个眉目清秀的二十岁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哦，我知道，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谈判，就在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谈判的一方是“中央大员”张春桥，另一方则是“工总司”正、副司令。潘国平是在得知张春桥要来安亭的消息之后，从南京赶来的。
张春桥很快就发现，潘国平能言善辩，乍乍呼呼，话虽讲了很多，没有份量。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讲话不多，却都在点子上。
在潘国平讲了一大通之后，王洪文开口了，很简洁地代表“工总司”，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中共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的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获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张春桥一路上，已经预料到“工总司”会提出这些问题。他早就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的力量，来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获秋。一旦把陈、曹拉下马，那上海便是他张春桥的天下！
正因为这样，他非常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谈判十分顺利地进行着。虽然潘国平坚持还要带领去南京的二百多人继续北上，终究还是被王洪文说服了。
十二日早上八时，一辆大卡车驶往安亭火车站。张春桥站在火车上，冒雨向两干多上海工人讲话。他的左侧站着王洪文，右边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
张春桥重复着那些动听的话语：“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张春桥讲毕，王洪文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号召：“‘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进行了成功的合作。中午，王洪文率领一大批“工总司”工人登上火车，返回上海。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张春桥一到上海，马上挂通了北京长途电话，把情况向江青汇报。他深知，江青会在毛泽东面前为他“美言”，而毛泽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翌日傍晚，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着浆糊未干的传单，标题是《张春桥同志签名同意五项要求》。我从当年的“一月革命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了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幅纸上，字迹细稚，甚至把曹获秋写成“曹狄秋”，可见是出自“工总司”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签的“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全文如下（照手稿抄录。各种传单上字句有出入）：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获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签发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当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里拿着传单，踱进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家门。
“老陈，你看过了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了指书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魏文伯也是一样的情绪，说道：“张春桥签字，将来只能由张春桥自己负责！”正说着，门外响起了四川口音，戴着金丝眼镜的上海市市长曹获秋也来了。
虽说事先并没有通知，这上海的“三巨头”不期而遇，聚在一起话题自然集中在张春桥身上。
“三巨头”的意见完全一致：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
他们三个越说越生气，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魏文伯、曹获秋立即赞同。
陈丕显打电话给张春桥的顶头是司——“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正巧，王力在陈伯达身边。大抵由于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叫人很难听清楚，王力替他接电话，替他向上海转述意见。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们知道了吗？”陈丕显心中有气，就往电话里发泄。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承认这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为什么不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为什么他反而说，一切后果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陈伯达的答复，像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挂上电话，太阳穴上的青筋怒张。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我给陶铸挂电话！”曾获秋说道。
电话迅速接通了，耳机里传来“中央文革”顾问陶铸的清楚的话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话，使曹获秋以及坐在旁边的陈丕显、魏文伯都受到鼓舞。
张春桥呢？也在往北京挂电话。他又是向江青汇报……
上海，剑拔弩张，陈、曹、魏与张春桥严重对立；
北京，两派的意见也泾渭分明。
张春桥，顿时处于矛盾的焦点。诚如他后来曾对王洪文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显然，在针尖对麦芒之间双方作出裁决，唯有毛泽东。
十六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地表了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支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先斩后奏”。
王力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张春桥长长舒了一口气，背脊上的冷汗才算干了。他，终于“立一大功”！
毛泽东的话，不光是支持了张春桥，而且等于承认了上海“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从此，王洪文的“工总司”，成为张春桥手下的一支强大的“炮队”。
毛泽东的话，也等于批评了中共上海市委，批评了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从此，他们成了“炮队”重炮猛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