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上海兴国招待所宽敞的套间里，脚下是一片厚厚的紫红色的地毯。刚刚洗过热水澡，张春桥看见桌于上放着一个严严地密封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只写着一个“张”字，字迹是那么的熟悉。
张春桥每隔几天，就要收到这样的一个信封。他关照过秘书，只写一个“张”字的信封，必须由他亲自拆看。
这一回，拆开信封，里面装的是最新一期《扫雷》。标题一下子就把张春桥的目光吸引住了：《反张春桥同志的逆流从何而来？》
《扫雷》写得有声有色。据“调查’”，上海的“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是由北京“联动”（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成立，主要成员是高干子弟）所策划的，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的孙子，陈云、陈毅、贺龙、李井泉的儿于，乌兰夫的外孙，邓颖超的秘书的儿子……
虽说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传单成千上万，《扫雷》却属“绝密”的简报式内部刊物，每期只印几份而已。有时，干脆不印，用复写纸复写。这份《扫雷》对于张春桥来说，是每期必看的。自从发生，‘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之后，他便下决心，建立一支“扫雷纵队”。《扫雷》，便是他的“扫雷纵队”不断编发的情报刊物。
张春桥的“灵感”，最初得自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的一次讲话：
“要继续把矛头指向右派，指向隐藏的还没暴露的牛鬼蛇神，进行全国大扫荡，挖出根子，扫除‘地雷’。这是全国性的扫雷战，要扫掉在内部各个角落的大大小小的‘地雷’。”
张春桥首先要扫除的，便是上海“大大小小”的反张春桥的“地雷”。
一个三十二岁的青年，被张春桥看中了。
张春桥最初注意起这个青年，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一个名叫游雪涛的人，自称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给张春桥写信，反映上海青年话剧团某女演员因“造反”而处境维艰。
当时，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正要在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张春桥正需要在上海树一个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典型，而游雪涛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为张春桥“送”上了这么个“典型”……
趁着回上海的时候，张春桥让秘书调来游雪涛档案——这是张春桥的习惯，先要摸一下“底牌”。
牛皮纸大口袋，上面印着“干部档案袋”，用毛笔写着“游雪涛”三个字，很快送到张春桥手中：
　
游雪涛，一九三五个生，江苏无锡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一九五六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人家庭出身填“城市贫民”，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便失去父亲，母亲当时只二十八岁，拉扯几个子女长大，家庭确实常常揭不开锅。他是长子，十六岁就进入上海绒布厂当工人，以分担家庭重担。靠着自学，靠着苦读，学会了写作，终于成为上海《青年报》的记者，又进一步成为文艺组的副组长……
　
虽说张春桥自己的历史不干不净，但是他却尽量要用一些历史干净的人作为自己的爪牙，以免被人揪住小辫子———他已经吃够了妻子文静的苦头！
看来，游雪涛的历史是清白的，何况是个党员，头脑灵活，笔头也可以。
于是，“面试”开始了。
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对于游雪涛来说，无异于打了一针兴奋剂。他意识到，他要交鸿运了。

   
平常，张春桥跟陌生人见面，先要“嗯”、“喔”一阵，让人家说够了，这才开口讲那么几句。这一回，跟游雪涛握手之后，张春桥提出一系列问题。张春桥很快就发觉，这个年轻人是块料子，头脑里充满政治细胞。年纪轻轻，对上海政界人士，有着清清楚楚的了解。
第一次见面，张春桥认识了游雪涛，游雪涛也敏锐地认识了张春桥——一这个“大人物”最感兴趣的，是政治情报！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政界秘密情报！
聪明的年轻人投其所好。他常常给张春桥写信，那每一封信，就犹如一期《扫雷》简报。他是个小人物，而小人物有着大人物所缺少的方便之处：他可以随意在各处串连，可以到处偷听别人的谈话，可以记下每天街头大字报的内容，可以去摸一些政界人士的“底牌”……他在上海滩上毫无引人注目之处，何况，他手中有记者证，在三教九流之中活动是很方便的。
这样，小人物的眼睛成了大人物眼睛的延伸，小人物的耳朵成了大人物的耳朵的延长。张春桥对于上海滩上的一举一动，都随时获知。
最初，只有游雪涛单枪匹马在干。他不断给张春桥写信。每一次接到张春桥托秘书打来的电话，每一次的约见，都使他倍受鼓舞。
张春桥意识到，偌大的一个上海，只有一个“包打听”太不够了。于是，游雪涛扩大为“游雪涛小组”，亦即“扫雷纵队”。
游雪涛以“捷尔任斯基”自居，把他的小组喻为“契卡”。他只效忠于一个人——张春桥。
自从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不伦不类的“上海人民公社”后来不得不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之后，便任命游雪涛为这个“市革会”的“群运组”副组长。
特务机关，从来都是有着堂而皇之的名称。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又是“调查”又是“统计”，多么动听。张春桥给游雪涛挂了个“群众运动组”的名义，何等迷人！
张春桥给“扫雷纵队”安了秘密基地——上海永福路二四四号的一幢独立的小楼。从此，“扫雷纵队”的代号取为“244”。永福路是一条临近淮海中路的马路，交通方便而行人不多。那里离张、姚的兴国招待所、徐景贤的“丁学雷”小楼、王洪文盘踞的东湖招待所以及康平路原上海市委机关都很近，轿车在几分钟之内均能到达。
游雪涛严格地挑选着人马，逐步发展他的“扫雷纵队”。笔者查阅了“扫雷纵队”全盛时期的名单，全纵队共计三十五名队员。这些“侦探”的职业，五花八门，既有歌剧演员、杂志编辑，也有医院医生、复旦大学学生、同济大学学生，等等。队员之中，还配备了打字员、司机。全队拥有四辆汽车，四支手枪，一颗美制手雷，三架微型录音机。经张春桥批准，这支队伍直接向“市革会”领取经费，但从不说明用途。
在三十五个人之中，只有游雪涛与另一个头头夏某有“市革会群运组”的工作证。游雪涛自称，这是一个“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组织！
游雪涛在献给张春桥的一份《一年工作总结》中，曾写及这支特殊队伍的不为人知的心态：
　
我们是一个非正式的工作机构，二十几名没有合法活动身份的“小小老百姓”。
我们由于是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突然离开“战场”的，又长期不能透露自己究竟在于什么，引起别人无意的猜疑和有意诽谤。
一年多来……极大部分同志始终像战士处于“一级战备”那样，……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工作，什么时候有情况，就什么时候出动。……听说江苏老人串连会员在上海活动，同志们冒着倾盆大雨，二十四小时不断地轮班守候大旅馆门口，以便知道他们究竟与上海那些人对口……
　
什么“老人串连会”？哦，哦，游雪涛一口咬定那是“走资派”搞的。
“听说”——仅仅是听说，“江苏老人串连会”有那么个姓李的来上海，又听说，这个人是“厅局级干部”。无缘无故，这个人就成了游雪涛小组追捕的对象。
“注意！注意！此人坐了一辆米黄色的伏尔加轿车！”“扫雷纵队”紧急动员起来，那辆“华沙”在雨中开出“244”号；那辆“本茨”轿车也出动了；十多辆两用车，在雨中急驰。
外滩查过了，中百一店查过了，九站也查过了，没有发现“米黄色的伏尔加”。
对了，对了，听说那人住在淮海路——他们称之为“淮海路老李”。
集中兵力细细在淮海路搜寻。
像大海捞针一般，好不容易，在锦江饭店的车库里，查到一辆米黄色的“伏尔加”。一着汽车车牌，正是江苏的。
虽说“淮海路老李”查到了，游雪涛却不急于逮捕他。队员们在风雨交加中，躲在角落里，监视着锦江饭店，以求查明“淮海路老李”跟上海哪些“走资派”联系。
很遗憾，并没有“大鱼”上钩。
“扫雷纵队”动手了。他们戴着大口罩，在墨黑的深夜突然破门而入，不由分说把他蒙上双眼，架走，塞进汽车。他分不清东南西北。当遮眼的黑布被取下之后，他才知道，已被押进一个地下室。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凶神恶煞；“迎接”他的，是木棍皮鞭。
“淮海路老李”无端蒙冤。他，竟不明不白地被“扫雷纵队”关押了几个月……
“淮海路老李”只是受到“扫雷纵队”迫害的众多的无辜者中的一个。
“扫雷纵队”的宗旨，是张春桥定下来的，即“挖出陈、曹埋下的第二套班子”。其实，“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扫除张春桥的一切政敌”。
游雪涛“忠诚”地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工作着，实现着张春桥定下的宗旨。游雪涛所编的《简报》、《动态》、《动态增刊》，达三百期之多，密送张春桥的情报达一百万字！

   
据游雪涛自云，那三百期简报，“预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
笔者细细阅读了厚厚的案卷，只能用四个字来表达读后感：触目惊心！
“扫雷纵队”是张春桥手下的“福尔摩斯”。翻阅着案卷，他们的“丰功伟绩”历历在目……
江苏宜兴西侧，有座并不引人注目的县城——傈阳。一天，两个三十五岁上下，干部模样的男子，拿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出现在潥阳县公安局。介绍信上写明来者政治面目、均系中共党员。有着这样完全合乎外调手续的介绍信，当来者提出要求查阅敌档，县公安局理所当然地同意了。
来者并非一般人事外调，介绍信上写着：“准备汇编中统特务组织的敌情材料。”
来者在敌档中，终于查到一份当年敌中统特务机关拟定的在新四军中进行策反的人员名单，如获至宝。咔嚓，咔嚓，拍了好几张照片。
他俩压制着内心的欢欣，装成若无其事一般，又翻拍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敌档，这才离开潥阳。
照片冲出后，游雪涛大大表扬了那两个小头目：“这一回立了大功！”
照片迅即送到张春桥手中：那策反名单上，赫然列着“陈毅”两字！
张春桥对陈毅早就恨之入骨。游雪涛心领神会，偶然听说潥阳县敌档中有陈毅材料，急急地派人前往外调。
遗憾的是，本以为这下子抓了个重磅炮弹，谁知是个空壳：唉，那陈毅非此陈毅，只不过同名同姓而已！
一场空欢喜！
在所谓“二月逆流”发生之后，张春桥恨透了那个拍桌大骂他的叶剑英。
游雪涛闻风而动，马上为张春桥提供炮弹：钢琴家刘诗昆之父刘啸东在上海。当时，刘家是叶剑英的亲家。显然，从刘啸东身上，可以找到进攻叶剑英的材料……
很快的，“扫雷纵队”把刘啸东作为侦查的重点。一份关于刘啸东的详细材料，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游雪涛获知，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曾经抄过刘家，立即派人到上海音乐学院。那人从“抄家物资”中，查到一包刘诗昆与叶剑英女儿的通信，当成了不可多得的“炮弹”，送到游雪涛手中，而游雪涛马上交给了张春桥。
张春桥亲笔批示：拘留刘啸东！
不久，叶剑英晤外宾来到上海。叶剑英成了“扫雷纵队”窃听、监视、跟踪的目标。那几天，《扫雷》简报频频编发，不断向张春桥密报，叶剑英在上海会见了谁，谈了些什么……
紧接着，“扫雷纵队”又扫到一颗重要的“地雷”：
这颗“地雷”，是在上海一所不大的学校——化工某校。校党委书记，是一个深知张春桥历史的人。他，便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张春桥在自己的“简历表”中写及的那个人：“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吴成志，亦即宋振鼎，是“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的组织者。这个非法组织成立不久，被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去，宣布解散。张春桥所谓“入党”，是入这个“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宋振鼎在学校里受到审查。他谈到了“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委员会”，谈到了他曾介绍张春桥加入这个非法组织。
该校专案组获知张春桥这一历史问题，向“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写了报告。这报告，落进了张春桥妻子文静手中。
张春桥大吃一惊，下令“扫雷纵队”前往扫雷。
擅长于“上挂下联”的游雪涛，居然查出化工某校的专案组“背后有一双黑手”！因为专案组中某人的父亲，“与叶剑英关系非常密切”！
这还得了！那个专案组的六名成员，马上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罪名是“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遭到了反审查，蒙冤受屈达八、九年之久……
遵照张春桥的叮嘱，“扫雷纵队”曾秘密监视高“244”并不太远的一幢小楼。
那幢小楼的女主人，深居简出，在上海鲜为人知。不管“文革”浪潮怎样卷过来、翻过去，那幢小楼依然安安静静。
然而，来自“扫雷纵队”的消息，不仅惊动了张春桥，而且当张春桥转告江青时，江青也很当一回事：小楼门口，常常停着一辆小轿车，从车号判断那是上海警备区的……
小楼的女主人究竟是谁？
贺子珍——毛泽东的前妻！
对于江青的心态，张春桥一清二楚。早在一九六四年中秋节，“女客人”来沪。在中秋晚会上，上海文化局安排的节目单上有上海评弹团赵开生、余红仙的评弹新曲《蝶恋花》。张春桥看到节目单，立即把《蝶恋花》一笔勾去。市文化局哪知其中原因，张春桥怒斥道：“还问什么？这还用问？！”因为“女客人”要出席晚会，虽然《蝶恋花》是毛泽东写的词，但那是为思念杨开慧而写的，唱给“女客人”听，岂不是自讨没趣……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张春桥要“扫雷纵队”注意那幢特殊的小楼……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游雪涛致张春桥的信中，这样写道：
　
就拿最近调查（上海）警备区的情况来说吧，夏某某深知廖政国的为人，以及进行这项工作可能会有的风险，他还是大胆谨慎地插进了警备区，为弄清部队的情况付出了很艰苦的劳动……
　
于是，一份份《扫雷》简报，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上海警备区材料摘编》；
《上海警备区大搞资反路线的情况》；
《上海警备区目前运动的情况点滴》；
《关于方某某追查邱某某与张、姚两位关系的情况》……
　
最令人震惊的是，“扫雷纵队”以二十多期简报，五万多字，向张春桥密告了“上海警备区十四名师以上干部的政治态度”！简报中甚至写着：“许世友支持廖政国在上海夺张春桥的权！”
将军受尽张春桥的排斥、打击，忽然接到进京参加“学习班”的通知。廖政国自知此去凶多吉少，写下七律一首明志：
　
征战何止千百次，
此次进京最无底。
人生自古谁无死，
愿留正气飘天地。
　
过度的忧虑，随之而来的是癌症伴生。廖政国将军离开了人世……
游雪涛一手伸进上海警备区，一手伸进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他的一项浩大的“工程”，便是编制《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他把原华东局的九十七名干部列为“黑线人物”，一个个贴上标签，诸如“走资派”、“叛徒”、“特务”、“假党员”、“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等等。
游雪涛摸到了“重要敌情”：华东局农办副主任刘瑞龙知道不少关于张春桥的历史情况！
“必须封掉刘瑞龙的口！”张春桥咬牙切齿道。
接到张春桥的密令，“扫雷纵队”出动了。刘瑞龙的种种“罪行”，被写入一期期简报。
张春桥回避了，把妻子文静推到台前。文静召见游雪涛，旁边坐着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三个人合演一出戏：文静根据简报的内容口授，何秀文笔录，最后由游雪涛署名。
这样，一份游雪涛揭发刘瑞龙的报告，便送到张春桥的办公桌上。
张春桥大笔一挥，作了如下批示：
“刘瑞龙是个大坏蛋。……要认真组织力量批倒批臭。”
张春桥这么一“批示”够刘瑞龙受的：批斗，隔离，写交代
游雪涛在追查“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时，还有一大发现：参与“炮打张春桥”的某红卫兵头头，“在中山医院住院养病时，被市委联系红卫兵组织的联络员李某某所收买。李是华东干部，与陈丕显关系密切……”
《扫雷》简报送上去没几天，李某某被“工总司”抓走，据说是要让他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
“扫雷纵队”还查了“红革会”头头们的父母的档案，写成一份份简报，把一大把“辫子”抓在手中……
游雪涛越来越受到张春桥的重视。“扫雷纵队”与张春桥之间，由游雪涛单线联系。
每当张春桥从北京来到上海，游雪涛便经常出入于兴国路。诚如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所言：“每当游雪涛来电话要求面谈，张春桥总是立即答应，或迅速安排时间。游雪涛是受张春桥重视的特殊人物。”
每一次谈话，只有张、游两人低声耳语，连何秀义也不能在侧。
张春桥与游雪涛谈话时，只许游雪涛用脑子记，不许用笔记本记。
游雪涛是个聪明人。虽说张春桥不让他记笔记，他另有高招：一回到兴国路毗邻的高邮路家中，他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那本红色人造革面的活页大笔记本，赶紧把头脑中记忆犹新的张春桥的原话，倾注于笔记本之中。这个笔记本现存于游雪涛案卷。于是，张春桥与游雪涛单独密谈的内容，总算大白于天下。
以前面已经提到的“老人串连会”为例。游雪涛写给张春桥的密报中，是这样的：
　
长江以南，存在着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反革命武装，同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山东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由一个“十人小组”即老人串连会领导……而后台则可能是陈丕显。
　
张春桥在北京对这一情报非常关注。据游雪涛的笔记本所记，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张春桥趁返沪之际在兴国招待所约见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如原文所记：
　
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找你随便聊聊。
你们最近在忙什么？我看（了）你们发的动态……
老人串连会的人现在都抓起来了没有？
老人串连会的后面是什么，你们掌握了没有？
能不能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住到这些大饭店里去的？通过什么关系？
是哪些人来跟陈丕显联系的？他们跟上海军队里面谁联系？
　
一个接一个问号，张春桥问得够仔细的了。他的每一句问话，都成为“扫雷纵队”侦查的内容，成为下一期《扫雷》所要提供的情报。
“扫雷纵队”成为张春桥专用的一支别动队。张春桥为游雪涛送来的各种绝密情报，写下亲笔批示达五十四件之多。他在游雪涛的《一年工作总结》上写道：“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这句“谢谢同志们”，曾使“扫雷纵队”沉醉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张春桥已经是“中央首长”了，只能讲“谢谢同志们”这样“最高指示”式的评语。文静则把话说得更为明白：
“将来有两个人，可以当公安局长。一个是王洪文，这个人做事有魄力，另一个是游雪涛，这个人有办法，什么事情他都可以秘密地替你弄得来。两个人各有特点，王洪文适合公开的工作，游雪涛适宜于作秘密工作。”
在文静的话中，一是把游雪涛与王洪文相提并论，二是以“公安局长”职务相许，难怪游雪涛肝脑涂地，仍要效忠于张春桥了。他给主子写下这般感激涕零的信：
“过去的一年，是我参加工作十八年来最幸福的一年”，“知道您在百忙中还曾问及我近来的情况，不禁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