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母亲带几个儿女逃难到广西，盲目乱逃，最后躲进一条名为拿沙的小村落，有数十户人家，都是目不识丁的。我大约七岁，在那里的一个牛房住了一年多，没有寒衣，是饥荒的日子。村民一生只有三个机会吃饭：家中有婴儿满月，婚礼，长者丧礼。其他时日，较为富有的可吃稀粥，次富的吃番薯，再次的吃木薯。后者有毒性，要先在水里浸漂一段日子才可吃。据说抗日战争之前就是这样，可见中国的贫穷由来已久。

   母亲坚强而聪明，带六个孩子逃到拿沙，不够粮食，怎么办？她认为分享粮食，六个都不能生存，于是让比我年长十五个月的哥哥先吃，其他就顾不及了。这哥哥之上有三位姊姊，更年长，可替人家修补衣物赚取一两只鸡蛋之类，但我和比我年轻三岁的妹妹就自生自灭了。妹妹当时四岁，瘦骨如柴，到拿沙之前柳州的医生说她没有生存的希望。我天天背妹妹在拿沙旷野觅食，偷番薯，捉草蜢，生火烧给她吃。六十年过去了，妹妹今天还在，可谓奇。

   有两件比较难忘的事，此前我提及过的。其一是跟我们逃到拿沙的有五位男子汉，其中一位是国文老师。这老师带几本古文、诗词的书，没有纸张，更谈不上笔墨，晚上他喜欢在烧松木的火光中看书吟诵，可谓书空咄咄了。母亲不识字，羡慕识字的人，见到有国文老师在场，嘱我跟他学习。但没有纸笔，怎样教？于是老师吟诵，我在旁背诵。不知字怎样写，也不知何解，只是背诵了很多、很多。后来长大了，知何解，但不一定知怎样写。这解释了为什么胡菊人常说我的古文了得，但不知我要常问朋友字怎样写。

   其二是到了该村落不久，我患上疟疾，每天下午四时起发冷个多小时。没有药，母亲听村人之言，每天按时要我到旷野游玩，希望扰乱颤抖时间，太阳下山后才回家。这段回忆十二年前我以《光的故事》为文（见《阑集》），记述每天疟疾颤抖后在荒山细察光的变幻，是多年后在摄影上我用的光法自成一家的原因。

   一九九三年我与陈复礼、简庆福、何藩等在香港举行四友摄影联展，出版了摄影集，作为自己在一门造诣上的收笔。跟电脑的处理盛行，代替了昔日苦练的黑房功夫，更使我感到自己是个古人了。然而，未能以自己想出来的光法，用彩色搞抽象摄影，一抒于怀，其感受是欠自己一些什么的。去年我想，回到拿沙去吧。回到拿沙去住一个月，从早到晚重访六十年前见到的光与影，那寂静的山头，涓涓的小溪，那三个小孩不能环抱的大松树，应该还在。太太把我善用的照相机找了出来。是的，我要把拿沙的回忆以抽象的色彩与虚无飘渺的光表达出来。

   困难是找不到拿沙。左托右托，旅行社及公安局的人都帮忙过了。找不到。找到白沙及其他有「沙」字的村落，但没有拿沙。记忆所及，拿沙是从广西平南向荒山野岭步行十个小时的村落，不知东西南北。姊姊的回忆是一个较近拿沙的小镇名丹竹。

   有没有朋友可以帮忙一下？

   （原载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