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比我年长十五个月的哥哥，名五伦，早逝，谢世时三十二岁。一九六七年三月，我收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夏保加的电报，说我获得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奖」。我急忙把该电报寄给身在香港的哥哥，让他高兴一下，为我这个昔日以留级知名而屡遭白眼的弟弟骄傲一番。是的，伦哥从来没有小看他唯一的弟弟，处处维护，坚持弟弟读书不成只因为兴趣太多，懒得读。

   伦哥没有回信。他一向是有信必回的，但那时邮递往往为时甚久。原来他已离开人世，家中的人很悲伤，没有谁立刻通知我。知道后我惘然若失，不知要做什么、说什么才对，只好把快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举行的个人摄影展览献给伦哥。

   那时《佃农理论》只写了一小半，听到哥哥的死讯，要立刻回港陪伴妈妈，不要博士了。到加大找到老师赫舒拉发，说哥哥死了，要中断博士论文。赫师说：「你要拿博士写好了的小半已足够，但我希望你能写下去，因为可能很重要。需要坚强的时候你要站起来。」再去见老师艾智仁，他已从赫师那里得悉我哥哥的不幸，对我说：「不要跟我说你的私事！」但过了一天，在长堤收到艾师寄来一张五百美元的私人支票，简短的附信说：「知道你的哀伤，这五百元可请人替你的论文打字。如果你喜欢以之买糖果吃，也是可以的。」

   伦哥自小就有点问题，他看似笨拙，思想慢，手脚也不灵活；奇怪地不顾衣着，穿鞋忘记穿袜子，或左右脚的鞋不同颜色。类似的迟钝或疏忽的行为多得很。另一方面，他是难得一见的艺术天才。九岁时参加《南华早报》按期举办的十二岁以下的绘画比赛，哥哥获冠军易如反掌。钢琴弹得非常好，虽然手指不够灵活，但比较易弹的他有职业水平。在美国念大学时，他写的一首长达十多页的英文诗被教授认为是精品，发表在专业的文艺杂志上。

   伦哥是读书能手。一九五五年进入了美国的宾州大学，攻读化学，第一年的成绩是四点零，获当时外来学生差不多不可能拿到的奖学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第二年的成绩急速下降，还算是可以的，但从第一年的四点零到第二年的三点一是很大的跌幅。后来我才知道，第三年他开始缺课。

   一九五八年初，我在多伦多收到一个奇怪的长途电话（那时长途电话是绝少用的），一个说英语的从宾州打来，说我的哥哥进了医院，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为哥哥的病奔走，遍阅有关的书籍之后，我知道他的病况很严重。专家医生说哥哥的病应该是从小开始的了，经过多年的深化，不容易药石有灵。书本也是这样说的。

   低贬或欣赏我的人都无足轻重，只要不是我敬重的人。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倒过来，我是为知己者生。师友对我的关怀与鼓励当然重要，但总比不上与自己年龄相若、一起长大的亲哥哥。从我懂事那天起，记忆所及，家中有什么琐碎的小灾难，姊姊们都说：「是阿常搞的，一定是阿常。」伦哥从来没有那样说。家中有什么小难题要解决，伦哥总是说：「找阿常，你们不懂的，找阿常。」

   要是哥哥还在，他天天找我，我天天找他，或起码通个电话，生活多写意！

   转自《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