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京一家出版社打过一场文字官司，不是直接由我打的，是我坚持要打的。是原则上的问题：士可杀，不可辱！

   我的着作交香港的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说明任何文字上的修改，须经我同意。北京的出版社要在国内出版我的书，与花千树接洽，后者知道我对文字重视，在合约上写明文字修改要得到花千树的同意，那就是要得到我的同意了。

   北京先后两次提出若干需要修改的地方，都很无聊，但我还是两次亲自作了修改，得到北京方面的认可。后来到国内讲话，两次遇到北京的出版社主理我的书的人，两次问他我的书（共三本）是否得到有关当局的批准。他说是，批准了，不用再改。我一问再问，因为不相信上头当局会有时间审阅我的书。我的随笔文章根本不重要，何况国内出版的书数以千计，怎会对我青眼有加？

   争议起于北京要求修改第三次，我不能接受其建议的修改，提出终止合约。但北京的出版社不顾合约，把书出版了，其解释是为了国家好，他们要改什么就改什么。三个例子可见区区在下的煽动、叛国功能。

   例子一。一篇题为《最蠢还是马克思》的文章，他们认为不能说马克思蠢，我改为《最聪明还是马克思》，通过了，皆大欢喜。其实与内文印证，很搞笑。

   例子二。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朱镕基治标不治本》，他们没经我同意，改了。据说法官问：那有什么问题呀？法官不明白该题目「煽动」了些什么，我也不明白。英雄所见略同。

   例子三。这是我坚持不能改的。与林行止商榷优劣二币的问题，说到深圳当时的食肆的墙上标明黑市汇率之兑换价，我以一整段带出一句自己认为是精彩的结语：「黑市不黑，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伟大之处！」北京的出版社把这句删除，使整篇文章读来淡然无味。

   老了，对二十三条之类没有什么感受。就算我还年轻，个性使然，言论或思想的约束我听而不闻，视若无睹。你说我煽动，说我叛国，我漠不关心，因为平生讨厌政治。

   老了，不中用了，可幸还给自己留了一手——那就是还有八斗之才。你说这不能说，那不能写，我没有问题。既然才高八斗，只要能预先知道，任何约束皆可化险为夷，稿酬够高一挥而就。问题是你没有说清楚。写了出来，你说这句那句煽动，我忍气吞声，改了，你又说这句那句叛国，我又改了，你又说这句那句……我的文章还怎可以卖出去呢？难道你要我这个老人家没有饭吃吗？

   你说你那样做是为国家好，即是说我的存在对国家不好，观点不同，算了算了。问题是，你究竟是谁呀？你是代表国家发言吗？还是拿鸡毛当令箭？(12/26/2002 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