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谈到吵得热闹的二十三条，没有什幺感受，只觉得有点无可奈何，而在今天香港的经济环境中推出争议如斯的法例，不合时宜，政府把精力集中错了。

   昨天晚上与一些医生朋友进膳，他们担心二十三条的通过会使香港的国际评位降级。没有谁可以反对这观点。评位下降，其效果可小可大。小是面目少了点光彩，大则外资不再问津，甚或「转移有利阵地」。香港的言论自由与讯息灵通，是招徕的因素。个人认为二十三条的通过多半不会对这些因素有大影响，但外资会怎样想呢？国内有好些城市——尤其是上海——有吸引力，香港还有的优胜点是愈来愈少了。

   从事学术、教育工作四十年，这里要说的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几年来我和太太到国内数十家大学讲话近六十次，遇到近八万个大学生。他们的求知意欲令我感动，而自己退了休，想把余下来的日子传授一点什幺给中国的青年。以经济学为媒，我主要是希望传授自己的思考方法。多年来从师友中学得不少，加上自己的，天马行空地想，想到什幺就说什幺，很受国内学子欢迎。

   那所谓「张五常热」给我惹来不少麻烦，而对这「热」的解释朋友们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国内学子没有遇到过思想言论毫无人为约束的导师。是那样容易做到的事，但学子们就是没有遇到过。在美国不难找，难找的是像佛利民那种天马行空而又快如闪电的脑子。追随几位大师多年，我学得一点闪电之能，也懂得在一个问题上流畅地转换角度。

   今天国内的学术气氛与求学意欲都没有问题，事实上是远胜香港的。但明显地，学子的思想与言论有顾忌，转换角度时满有沙石，不愿意跟我转来转去。他们喜欢提问，而大致上关于学术内容的他们问得有分寸。他们的提问缺少的是一种灵气，缺少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或提出一些似怪不怪的问题。

   不同大学的学生水平相差颇远，但用功、有天分的多得很。然而，不管在哪里，我总是遇到同样的老问题：学生不能自由自在地把思想转来转去，提问灵气不足，不能以预感给我来几下怪招。聪明好学，但思想有点生硬，有点公式化，使我觉得他们有点固执，不能客观地考虑问题。

   我想，聪明好学但思想不够灵活这个现象，应该是多年来政府推行「思想教育」的后遗症。我又想，以中国人的先天智慧与刻苦耐劳，加上今天求学的人多势众，不需要到外国留学也会有学术大师排众而出。差不多是出现的时间了，但似乎还没有见到。如果再过五年还没有国产的国际学术大师，「思想教育」的祸害可以肯定。

   二十三条若在香港成事，其发展将会怎样我不知道。最坏的可能是在中、小学引起一种香港式的思想教育。次坏的是刊物或老师的言论变得吞吞吐吐，好像吃错了药。学子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这类感染，在学问、思想上有大成是不可能的吧。

   （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