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史德拉（G.J.Stigler）有一门学问独领风骚：整个二十世纪搞经济思想史搞得最好的是他。

   有人认为熊彼得（J.Schumpeter）在这门学问上与史氏不相伯仲。我不以为然。熊氏对经济理论的操纵平庸。自己不是理论高人，能真的明白他家的思想不容易，更勿论衡量其发展的来龙去脉及其重要性了。

   一九六八年史德拉告诉我，在经济思想史上，从来没有人作评论或作回应能赢得些什么。史前辈的教诲，是我从来不评论他家之作或对批评我的作回应的原因。他人的理论要点错了，认为是重要的错，我会指出其漏，补加分析，从而推出新的观点。但我从来没有单为批评而下笔的。他人批评我的文章，我惯于少理。就算有道之士说我是错了，我也不管。文章发表后覆水难收，有不对的地方让他人修改算了。

   我提到这些，是因为虽然我曾经盛赞国内的学习气氛与学子的求学意欲，那里有很多青年喜欢以文章或在网上漫骂，很多时凶神恶煞，不可一世，看似文革时期的批斗文章。这种意识或态度对学识的增长有害无利，半点好处也没有。且让我把这种文字分三类来品评一下吧。

   第一类是人身攻击的漫骂，很常见，是非常无聊的作为，好此道者不可能在任何造诣上有成就。

   第二类也常见。那就是动不动粗言粗语，说某名家错。想想吧，如果真的是名家，会错得那样容易吗？印错了字可能，写漏了一两句可能，说得不够清楚也可能，但真的是分析错了吗？读书的要点是考虑，是衡量，不是找寻作者的对或错，也不是要同意作者。平庸的或没有分量的作品根本不应该读，但有分量而又应读的，一般来说，不会错得那样容易。是初学，还没有登堂入室，不应该以大师自居，动不动就以批评大师为荣。什么痛骂、骂臭某名家，是希望成名吗？还是真的相信名家不及你？

   第三类存在，但不常见。比较有分寸，那就是指出某名家的错处。没有什么作为，可以不吵就不吵，除非问题重要，而你自己又有新的、比较可取的分析。举两个例。

   例一是一九六二年旁听赫舒拉发（J.Hirshleifer）的第一课，我一看佛利民的需求曲线图表，就知道他的消费者盈余的量度是错了的。赫师要我到黑板证明佛氏之错，我做了，赫师欣赏。但佛氏的错无关重要，我说了就算。后来一位同学去信佛利民，指出我说的错，得到佛氏认错的回信，奔走相告。这位同学后来连博士也拿不到。

   例二是戴维德（A.Director）的捆绑销售，以捆绑纸咭来量度电脑的使用密度，从而推出价格分歧的假说。二十多年前戴老问我对这假说的看法，我说量度的看法精彩，但价格分歧之说有问题。他点首同意，但我要二十多年后才写出来，因为当时想不出价格分歧之外的捆绑销售解释。

   一九七五年谢世的天才嘉素（R.Kessel），于七三年与我辩论了一段长时日，使我获益良多。嘉素的座右铭：不能以无胜有

   （You can not be 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人家有一个论说，你认为错，但你自己什么也没有，怎样也不能胜，少说好了。

   （原载苹果日报）(1/11/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