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二十世纪的人有幸有不幸。我的童年有抗日之战，跟是国共之争，兵荒马乱，日子不好过。幸运是没有死。如果问，不用死，你想在童年时兵荒马乱，饥寒交迫，还是太平盛世，娇生惯养？朋友，你选哪一种？很难说。娇生惯养，长大后安居乐业，当然是好的，但让我说一句老土的话：这样的成长会缺少了一种生活经验，生命就不够全面了。

   如果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兵荒马乱的日子，今天的随笔文字不会是这样的。随笔任何人都可以写，但感受不同。不是说题材不同，而是字里行间有一种感受，没有经历过艰苦日子是没有的。读他人的随笔文字，不管作者写的是什么风花雪月，有触觉的读者一看就或者感到有点辛酸味道，或娇生味道，或磨斧味道，而这些是随笔的生命。没有味道的随笔不能成家。有些朋友受过文革的苦头，或中过政客甜言蜜语之计，荒废了大好时光，心底里仇深似海，其随笔文字免不了有磨斧痕迹。我是明白而又同情的。我自己比较幸运，虽然童年时捱饥抵饿，背过总理遗嘱，唱过《东方红》，但奇怪地没有受过政治的蹂躏。

   想当年，生活是「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而政治意识则是「苏援美援人民无援，蒋匪毛匪天下皆匪」。不是挖苦老蒋或老毛，是当年的传媒与长辈老是这样说。一九四五至四八年在广州盛极一时的雷雨田先生的《王龙乌》漫画，满是嘲笑政治的话，过瘾精彩。长大了我讨厌政治，字里行间不禁嘲笑，但不觉得需要磨斧。如果我在国内经过文革，今天的随笔味道当会不同。

   人有三衰六旺。我的幸运日子起于中国的文革时期。一九六六年夏天论文《佃农理论》渐入佳境，六七年春天获得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奖。该年九月到了芝大，不久后认识那里的政治系教授邹谠，见到他和助手忙于搜集红兵的资料与大字报，知道神州搞得天翻地覆。邹谠是顶级的政治学者，关心中国，苦口脸审阅以高价购得的资料，要鉴证，因为价高赝品多。我当时沉迷于经济研究，只是偶尔到邹谠那里八卦一下文革的事。他痛心研究；我隔岸观火。

   一九六九年，在温哥华，听到容国团的自杀死讯我才怒上心头。五十年代初期，阿团和我是西湾河街坊津津乐道的两个逃学生，是好朋友，而街头巷尾的孩子玩意，我们双剑合璧，打遍香江无敌手。听到容国团的死讯，我重复又重复地对自己说：阿团是不容易自杀的。

   童年逃难时认识的小朋友，想不起有哪个还活。战后在佛山华英附小认识的小同学，一九六三年知道有一个还活。一九四八年后在香港湾仔书院的同学，今天大都健在。

   是这样的不幸经历，而一九五七年离港赴北美碰运气，也是自生自灭的，但运气奇佳，屡遇明师。今天随笔为文，对青年的教育因为关心而多说几句，是职责使然，但经历不同，其味道有别。

   风水怎样看我不懂，也不信。有人说相从心生，有可能，但我不懂得看。然而，我认为读他人的随笔，品其味，在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作者的经历。细节不成，大概可以。随笔的字里行间表达作者的生命。

   （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