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香港、居于香港、今天五十岁以下的人，不会知道香港曾经是钓鱼胜地。我是知道的。自小喜欢钓鱼，四九至五七年间在香港钓了八个年头，跟远渡重洋，有海之处，必钓。与香港五十年代初相比，论钓，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并论。比我年长的香港钓友说，三十年代时，香港钓鱼之乐更是无与伦比。

   可以这样说吧。香港三十万人，是钓鱼天堂；五十至一百万人，是钓鱼胜地；三百万人以上，值得下钓之鱼尽去矣！今天香港六百多万人。

   说香港曾经是钓鱼胜地不是说鱼多（比香港昔日多鱼的地方有的是），也不是鱼大（香港的鱼不大）。密不停手，钓之不尽的情况，不到三十分钟就显得沉闷；而以五磅丝钓两斤的鱼，比以五十磅丝钓二十斤的鱼刺激得多。

   说香港曾经是钓鱼胜地，因为当年有三点与其他钓区不同。其一是香港的鱼品种多，可以钓得而又可口的近二十种。这样大的变化增加了钓鱼之乐，而哪种鱼要用哪种钓饵，看什么水流，选怎样的地点，皆学问也。相比之下，其他我到过的钓区，每处只有三几种可钓可口之鱼。

   其二是昔日香港的鱼格外美味，「海鲜」是也。是的，港产的鱼，凡是新鲜的，没有一种不是蒸熟美味，只是一种比另一种较为美味而已。其他地区，味同嚼蜡的鱼多的是。其三是香港的鱼好看。可能是近于热带，香港的鱼往往有色彩，而同样重要的是看来好吃。难看或鱼皮像胶皮而使人不想吃的，其他钓区多的是。论钓，炎黄子孙与西洋鬼子的品味不同。我们钓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吃；老外钓鱼往往只是为了钓，与鱼斗智，过一下手瘾。

   钓鱼的回忆使我想到一个重要的经济含意。高举市场的经济学者一般反对任何政府管制。但市场是要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而私产的约束与保障往往要靠政府的参与。这后者可以看为一种「管制」。因此，说得不小心，赞成市场与反对管制是有矛盾的。

   三十多年前我说过了。要维护市场的运作，理论逻辑所反对的是削弱私产的管制。当年指出，削弱了使用权的界定，减少了收入享受权，与左右了自由转让权，都是违反了私有产权的准则。反对与市场有冲突的管制，我们只能从反对削弱上述三项权限那方面看。

   香港的海域没有私产的界定，六百万人口是没有鱼可钓的了。污染得连鱼也不能生存的海是一回事，但海水还算清洁的离岛也无鱼可钓，是因为当年网捕、鱼炮、下毒等，不论大小地把鱼杀清光。这些是没有私产保障的行为了。

   把公海以私产界定捕钓的权利可能很困难；或者说，界定与保障私产的费用过高。有这样的困难，政府设立捕钓法例而严加管制，从社会利益的角度看，可能是划算之举。

   我没有什么建议，但认为曾经是钓鱼天堂的香港，只因为人口增加、海鲜价高而变得无鱼可钓，感到心有不甘吧。

   （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