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当道，阿康告诉我，奉信市场无所不能的侯夫子，认为瘟疫传染这回事大可由市场处理，无须政府插手。骤眼看来是发神经的观点，其实湛深。三十年前经济大师阿罗（K.Arrow）就认为瘟疫非由政府管治不可，引起颇大的争议，而阿罗本人可没有解释清楚他的「非政府不行」的理由。我为侯夫子的黐线市场观想了一整晚，结论是侯夫子错，阿罗对。且听在下道来。

   市场的运作需要有产权的界定，那是说需要有私有产权了。这是高斯定律（CoaseTheorem）。但奉信市场比侯夫子更甚的高斯说过，如果界定产权或厘定成交的交易费用过高，政府或法庭的服务就有用场了。高斯举出的或类同的市场困难的例子，这里不重述了。

   这里要说的，是瘟疫传染的本质是不能界定产权的。界定产权的本质，是有权者胜，无权者要通过市场购买。瘟疫这回事，是没有胜者：病者负，染者也负。这与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截然不同。工厂产出有利，邻居受污有损，前者胜，后者负。

   工厂污染是界外效应（externality）的大话题，与疾病传染类同。高斯的思维，是这类效应所导致的不良经济效果，可以界定产权（界定为私产）的办法来解决。如果工厂无权污染邻居（邻居有享受不被污染的权利），那么工厂要多产出（多污染），大可出价补偿给邻居的受损者。倒转过来，如果工厂有污染邻居的权利，那么要享受清洁，邻居大可出价要求工厂减低产出（从而减少污染）。高斯明白这样的出价（市场）成交，交易费用不菲，而我作研究生时，权利界定为哪方面所拥有对交易费用的不同影响，想得如醉如痴。

   回头说瘟疫传染的界外效应，市场的交易费用姑且不谈，产权又怎样界定呢？要把传染他人的权利给我吗？我会抢说：「大吉利事！千祈千祈千祈不要给我，因为我不想得病，而如果我不幸中招，是无妄之灾，不知是谁传给我的。」倒过来，要把不受传染的权利交给任何人，任何人中招后，他既不易证明从哪里染得，而就是证据确凿，传给他的人也一样有不受染的权利，传者也是染者，到哪里去收钱赔偿给下手被染的呢？

   依照上述的推理，瘟疫传染的界外效应无从界定产权，也因而不能以市场成交把问题解决。这不是说瘟疫或传染病的本身不能依靠市场治理。事实上，这次肺炎瘟疫，加拿大的多伦多是中国（包括香港）之外最严重的地方，不少人认为该国实施公共医疗制度（socializedmedicine），缺乏了私营的医疗市场，是这次加国灾难的主因。

   是的，市场可治，可以比较有效地约束瘟疫的扩散，但因为传染或不受染的权利无从界定，市场对传染的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这是说，我们不能以权利的界定及市场的运作来约束治疗之外的传染。这样，政府对瘟疫的处理就有一定的责任了。

   自古以来，没有地方没有政府。政府的存在是有其义务的。纳税人付钱买政府的服务。我们投诉，甚或破口大骂，是因为纳税是强迫买服务，而买回来的往往其质甚劣，无所值也。

   （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