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访问了佛利民。佛老快九十一岁了，思想还清晰。我读到的是访问的中译，不一定作得准。文内提到两件事使佛老表示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了信心！

   其一是他平生所学的一个要点，是增加货币供应量可以把衰弱的经济振作起来。然而，这几年美国的货币量大有增长，但经济却没有起色。佛老对记者说：「我不知道自己今天是否会像从前那样对币量理论竭力推崇。」

   其二是好些年前，佛老对欧元成立的建议及后来的成立都持不看好的态度，与旧同事蒙代尔的看法不同。今天欧元不仅守得住，而且对美元大幅上升。佛老说：「到目前我一直都错了，所以对自己的观点没有信心。」

   这两点，我认为佛老的思维没有错，失灵非战之罪，而是世界的局限转变他看不准。大师就是大师，理论没有错，只是一时大意，摸不准世界大变，也低估了政治的复杂性。

   大约年半前，我到佛老的三藩市之家，相约好一起去吃晚餐的，但他身体不适，我和太太在他家里只喝了一杯白酒，倾谈不到一个小时就告退了。当晚我打算对他旧事重提——一九九一在瑞典与一九九三在中国我对他说过的——共产国家开放，世界突然间多了两亿廉价劳力人口供应，先进之邦因为工资与汇率向下调整有顽固性，可能失去不少比较成本优势。怎么办？年多前要对佛老补充的，是九一与九三我还看不到的现实：南韩与中国的产品质量突飞猛进。我知道佛老对印度有不浅的认识，那里廉价劳力多如天上星，没有把门户关闭，但产品质量总是搞不上去，数十年来对先进之邦的比较优势没有多大影响。

   可惜当晚佛老身体不适。我举日本的困境为例「起笔」，他立刻转到日本以利率政策增加货币量不成功的话题，说日本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改换政策，有机会成功地增加币量来改善经济。我见佛老很累，显然是因为刚从瑞典回来，多坐一下就告辞了。

   传统的比较优势定律漠视了工资与汇率调整的顽固性；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多个闭关自守的国家，一下子开放把廉价劳力大量地供之于世；很少人会想到，而到今天很多人还不相信，亚洲的青年可以学得非常快。这些加起来，再加上微软的反托拉斯官司与九一一恐怖事件，使佛老精研的货币理论失灵。

   是表面上的失灵，其实不是。任何理论都要假设某些局限条件不变，而某些重要的局限大幅度地转变了，不一定很明显，尤其是这转变的影响初时来得慢，过了十年八载才加速。身在亚洲，我在八十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开放廉价劳力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但当时我认为文革对知识的祸害有严重的后遗症，不容易登堂入室。一九九二年见从香港到国内去的高薪餐馆厨师与经理纷纷被炒鱿鱼，我开始改观。一九九六年，在港大与二十多位国内学子倾谈了两个小时，这「不容易」观点尽变。

   佛利民在货币理论上的贡献与费沙的平起平坐，而验证工作远超费沙。可以说，货币分析到佛利民而成绝响，后无来者矣！这样伟大的贡献，是不会因为低估了一个大时代的局限转变而失却其光泽的。

   任何读过佛老的《美国货币史》的人，都会站起来向他致敬。

   （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