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这些年来很多青年要求我分析中国的农民问题，提出些建议，希望改善农民的贫困生活。不久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桂棣与春桃合着的《中国农民调查》，洛阳纸贵，其中描述安徽农村的故事，很具震撼性。与此同时，温家宝对农民的关怀，溢于言表，而最近又提出五年后取消农业税。 　　　　我不怀疑，从国务院到小学生，他们对农民的热情是真实的。事实上，神州大地没有出现过像今天那样浓厚的对农民的关注。手头没有足够而又可靠的中国农业资料，自己的观察很片面，不能作出有分量的分析。几天前太太的弟弟，一个四十六岁的饱学之士，给我电话，说他读《中国农民调查》，哭了，要求我立刻为改进中国农民的生活下笔。可惜感人的故事对经济分析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不要告诉我中国农民的苦况——我可能比所有的人都清楚。二战期间我在广西的农村生活一年多，记得只吃过一碗饭，稀粥一两个月才能品尝一次，番薯是上品，十来天才吃一次，主要食品是木薯，有毒的，要在水中漂洗几个星期才能吃，也吃不饱。骨瘦如柴，余下的皮肉因为营养不足而腐烂，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还见痕迹斑斑。 　　　　重要的是，当时的农民说，他们的苦况不是二战使然——历代相传也如是。今天中国的人口比六十多年前上升了两倍，而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进。还是困苦，但平均寿命不到四十的日子是过去了的。 　　　　拙作《佃农理论》对中国农业有深入的分析，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农业经济，不是个门外汉，加上二战时的经历，可以冷静地看问题。我要在这里提出三项原则，漠视其中一项中国农民的生活不会有大作为。 　　　　原则一。农民人口一定要大幅下降，弃农转工商。华中的张大哥培刚五十多年前就为这问题大声疾呼，而去年谢世的芝大农业经济大师D. Gale Johnson关心中国，为这个问题写过好几篇文章。想想吧，在美国，一个以农为业的小康之家，需要拥有的一级农地大约是中国的三百亩。我不知道今天中国一户农家的耕地是多少，还要交承包租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大量地弃农从工，中国的农民不可能有小康之乐，永远不能。 　　　　另一个现象同样有说服力。个人的随意观察，以年息五厘算，今天中国的工业用地的现值比农业用地的大约高二十倍，住宅用地则大约高六十倍——虽然工、住用地有转用途的开发成本。这庞大的差距代表庞大的浪费。人口不大量由农转工，土地相对较少量转用途，这差距是不会大幅收窄的。 　　　　据说今天中国的农民人口是九亿，大约是总人口的六成九，比以前的八成五有改进。我认为六成九是高估的，因为很多农民今天半农半工。正确的数字我不知道。同样，我不大相信很多地区的农民的人均全年收入不及人民币四百——工业及其他外快应该没有算进去。低收入却是毋庸置疑的。要使农民一般达到小康之家，以全职农业算（full-time equivalent），其人口比率要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政府帮助任何人是干预市场，但为了帮助农民而干预一下不容易反对。问题是，你可以帮助农民而鼓励他们留于农业，也可以帮助农民而鼓励他们转到工业去。前者错，后者对。纵观今天北京帮助农民的策略，是选错了方向。正确的方向明确，但路要怎样走，我要多作细想才说。（我需要中国农地的颇为详尽的产权与分配资料，希望读者可以提供。） 　　　　原则二。一定要放弃农产品自供自给的保护主义。中国人多地少，加上大量弃农转工的需要，农产品不可能自供自给而有大成。我多次说过，历史上没有任何供应，能比让人家赚钱的供应来得可靠。要让农产品自由进出口才可把农民的生活搞起来。稻粮今天有进口，是正，但最近北京决定补贴鼓励稻粮种植，是劣。 　　　　大量放开农产品进口，市场的发展会转向劳力密集的农产品那方面去。例如同样农地面积，蔬菜种植所需的劳力大约是谷稻的八倍，而饲养行业与温室培植所需的劳力，以土地面积算，也多。需要劳力密集的农产品，每亩的产值相应上升。开放农产品进出口，中国的农业会向这方面发展。以养牛为例，美国养一头牛所需的土地面积大约是中国的三十亩。让自由市场发展，中国肯定不会选这种养法。市场的发展，要不是牛只进口，就是学日本神户的饲养：种植名贵饲料，以人工替牛按摩，像服侍父亲似的，炎黄子孙出不起钱购买，就卖到外地去。 　　　　是的，中国要放弃二百多年前欧洲的重农主义的糊涂思想，开放农产品进出口。需要劳力密集的农产品与工业皆有可为，可以出口交换地多人少的农产品，由市场处理。 　　　　原则三。中国农民的困难不单是地少人多，而更重要的是知识不足。没有任何资产能比知识资产来得稳定可靠，而不像土地，只要愿意付出代价，知识资产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 　　　　要干预市场来帮助农民吗？听我说吧：大量向他们廉价供应知识教育。有多种通过媒体（例如电视）及其他广及形式的教育方法可以选择，而天天为中国农民哭哭骂骂的大学生，不能自食其言，临阵退缩，要站出来作点义务工作了。我建议国内的大学采用美国的每年四学期制，学生选修三个学期，轮更地抽出一个学期到农村作教育工作。这经验对大学生自己也是一种好投资。 　　　　两年多前在成都几家大学讲话，听到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大学生是农村子弟，很高兴。当时我说，这个数字使我对中国农民的前景看到一线曙光。万事起头难，今天农民求知的意欲明显，政府要干预，不妨顺水推舟，把补贴稻粮种植的钱转往种植知识于农民的脑子中去。 　　　　我既欣赏也担心温总理的仁慈。国家负担得起，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反对帮助农民。但帮助要讲战略，要论投资的社会回报。我认为上述的三项原则是要坚守的大方向。

   （2004年3月25日《南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