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还敛集】话说三岸大势
一
一九八一年我白纸黑字地推断中国大陆会走资本主义的路，舒尔兹（T.W.Schultz）读文稿后来信谴责，说经济学不可以推断制度转变这种事。后来我还是让文稿在英国以小书的形式发表。
一九八六年我在香港某刊物发表《日本大势已去》。那时日本的股市与地产如日方中，不少读者朋友说我发神经。不久后日本某大报章译了该文，放在头版，股市下跌，在日本有投资的朋友归咎于我（其实跌势已成，与我的文章无关）。
一九八七年一位加拿大女记者以长途电话问：「加拿大的经济何时才会复苏？」我回应道：「可能要等到下个世纪！」这句话发表后，加拿大的朋友骂我一顿。
一九九七年初香港某报章访问，那时香港的股市楼市皆达顶点。我说香港的经济会有十年以上不景，但那与几个月后的「回归」无关。观点刊登后，一些读者从那天骂到今天！有几次舆论说香港经济怎样急速回升，地产怎样见底，我被批评为「冇料到」；跟不灵，又说我不应该「唱衰」香港。
说好言不由衷，说坏招来非议，最高明还是不说。说实话，我事前意料不到九七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自己也规避不了，中了计。但我想，要是我看股市有看经济大局转变一半的准确性，今天用不写稿卖文章。
是的，市场或股市的走势，短线的局限条件太多、太复杂，不可能搞清楚，而若真的有天才能把所有局限因素谱入电脑，算出有钱可赚的方程式，大手下注，市场的走势就会被改变了。另一方面，一个制度的大势转变，没有谁可以左右，而有关转变的局限往往简单得多。这不是说我们一定可以把大势转变的局限拿得准，容易地作出转变的推断，但有时是可以的。一九八一年我对中国大陆的大势发展作出准确的推断（连小节的发展也准确地推断了），是因为当时看得清楚局限转变的重心所在。这些年来，中、港、台三岸所走的大势，其局限息息相关，而又是比较简单而清楚的。主要的是：在文化语言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价格与汇率的结构出现了问题。这是后话。
《壹周刊》进军台湾，黎智英亲自指挥，一起步就搞得满台风雨。只出了两期，肥佬给我电话，说阿扁访美回台后说了几句抢救台湾经济的话，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希望我为文回应，并作些建议，救救台湾。我想，肥佬搞周刊搞得思维不清，误把我看作上帝。他跟传真来一些台湾的刊物报导，我告诉他的女秘书传真读不清楚，无从评述，不写了。跟阿康又传来数十页关于台湾经济的文字。我问太太：可不可以说传真机坏了，收不到！
昨天肥佬再给我电话，说台《壹》已为我开了天窗，要我在星期一交稿。老板有命，为米折腰，就作一次今天的陶渊明吧。
我坐下来，翻阅那近半英寸厚的传文，三十分钟就不再看了。这些文字对台湾经济困境的分析都有水平，但没有分析大势所趋的局限。另一方面，我不可能在短期内对台湾的经济有深入的了解，细节更不用说了。然而，大势我还是可以一谈的。三岸大势的局限，十多年前我认为自己看得准，现在补充一下，试把三岸混为一谈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台湾今天的困境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说什么美国经济不景、什么核电风波、什么陈师孟一言丧邦，只反映久病体虚，到今天虚不受补。十多年来，台湾的经济政策，除了在一九八九年大手放宽外汇管制外，其他的大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效，但只是短暂地买时间。台湾没有正面地接受中国大陆开放的必然影响。统一问题吵啊吵的，说来说去都是政治统一或那所谓国家统一的问题，漠视了与大陆经济统一只不过是或早或迟的事，基本上无可避免。
是一九八八年吧。在台北我遇到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士，她的名字是郭婉容，大家畅谈甚欢。她问我对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关系怎样看。我回应道：「生产的成本相差那么远，台湾的工业北移势在必行。要是政府禁止他们去，他们就坐以待毙。权衡轻重，还是让他们北上吧。」郭女士不仅明白，而且同意。我当时的感觉是，郭女士名不虚传，这问题她想得比我还要清楚。
困难是，这边厢让他们去，那边厢要他们留；这边厢放开汇管，那边厢维护汇率。工业发展政府领导；金融方案五花八门。
台湾的基本问题只有一条：怎样应付中国大陆的经济开放。是同一民族，同一文化，文化语言的交易费用是零，经济统一的话事权在北京（见本文二），台湾政府所能做到的只是买时间，但要买多久呢？要怎样处理才对？我自己没有高明的答案，但我认为台湾政府低估了商人的智慧。
不是有意低贬美丽之岛，但拿同样资金，今天的生活享受与工业生产，美丽之岛比不上苏浙一带。后者天气好，交通发达，名城古迹所在皆是，菜式可口，而生活费用与生产成本不到台湾的三分之一。大陆目前的困难是还有外汇管制，其他规条数之不尽，货品进出口要讲章法，买「好处」要知门路。这些若一旦清除，人们就会想：
江南江北旧家乡， 五十余年梦一场。
二
概括而言，中国大陆开放，香港与台湾所遇到的困境，是价格与汇率的结构出现了问题。一九九○年起我看三岸大势，就以这局限为出发点。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到瑞典参加高斯（R.H.Coase）的获奖典礼，遇到佛利民（M.Friedman），在这个价格结构的问题上与他谈了两个小时。像我一样，他认为三岸的经验史无先例，不容易推断会怎样发展下去。
试看下列的几个论点：
（一）大陆人口比香港多二百倍，比台湾多五十倍。要是人口自由流动，随意定居，香港与台湾可能在地图上消失。
（二）三岸是同一民族，文化语言相通，只要大家一起全部开放，经济统一立刻成事。这是说，三岸经济不统一，是因为有管制：你管你的，我管我的，他管他的。问题是，要是大陆一律开放，在经济压力下香港及台湾要管也管不了。这是因为大陆的生产成本与生活物价只有我们的四分之一。
（三）如上所述，经济统一是可以由大陆单方面决定的。而只要经济统一，你说三岸是一国、二国、三国、三十六国都没有多大关系。前年在北京讲话，被问及统一的问题，我说只要大陆废除所有外汇管制，开放金融，取消关税，采用简单的低税制，取消所有无谓的工商业管制，让台湾人自由到大陆定居，那么台湾人会怎样做，资本会向哪方面走，毋庸细说。这样，北京要怎样统一就怎样，没有谁管得。这分析赢得掌声雷动，显出听众都明白了。
从上述看，今天香港及台湾的生产成本及生活物价与大陆的大差距，主要是政府管制促成的。八十年代中期，这差距在十倍以上，今天大约是四倍。按照原则，若中国开放得快，这差距收窄得快；开放得慢，差距收窄得慢。可是，这原则在八十年代有一个特别的因素，使香港人受宠若惊。这就是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香港人因为服务中国的改革发展而增加收入。金融是一例，管理是一例，资讯也是一例。可以说，没有香港，大陆在那个时期的发展不会那样快。香港人赚钱是应该的。这样，生产成本与生活物价的差距，怎样收窄香港人可以承受而有余。换言之，当时物价与成本的大差距对香港没有明显的不良影响，是因为香港有的人才大陆没有。
我第一次感到香港的形势不妙，是一九九○年。该年我到上海南京路某大广东菜馆进晚餐，味道不及香港，但菜式陈列大有可观。我问该菜馆的老板是不是香港厨师，他说不是，所有职员都是本地人。「有多少个员工呀？」我问。「六十五个。」「总工资每月是多少？」「大约三万五千元人民币。」这把我吓了一跳，因为一个香港到大陆工作的厨师或菜馆经理，工资是二万五千加一万住宿津贴。那刚好是三万五千。一个等于六十五个，那是怎样的市场均衡了？
读者会记得，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的菜馆经理及厨师到大陆工作的不计其数，而不少大陆菜馆高举香港厨师为招徕之道。一九九○年在南京路所见，我想，大陆学得八成就「炒」得你！不出所料，一九九一年起，香港的酒家经理及厨师大量班师回朝，如丧家之犬。
一九九三年我在香港大学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虽然对香港服务中国发展有钱可赚还看好，但提出香港厨师的不幸，然后问：香港金融资讯等行业人才今天那么值钱，会不会有一天遇到厨师的命运？
老实说，我当时认为厨艺大陆的人不难学，但金融与资讯是不同的。后二者要识英文，懂电脑，知世事，有学识，明白市场。这样的人才香港盛产，大陆要追上谈何容易？
殊不知到了一九九六年末，我遇到的中国青年迫我改变了想法。大约是一九九三年起，不知是哪家机构乐善好施，出钱给港大每年邀请数十位优秀的大陆学子到香港访问。那些学子往往要求见我，大家倾谈一下。我这个老教授，见到后生学子，大喜之余，有意无意地考他们一下。偶尔说几句英文，拋两个英语字汇，看看他们懂不懂。又或者举出一些西方经济学必读的文章，问他们有没有读过。九六年末那一次，大陆优秀学子的回应使我意识到大陆优秀的比我们平均的高得多。我问：「你们是被选出来的数十个大陆状元吧。」回应道：「不是的，有我们水平的为数不少。」「你们拿硕士后的工资多少？」「留在大学工作大约二千元，外间市场有三千多。」
百年树木，十年树人。近十年来，虽然大陆对「思想」还有管制，但只要不谈政治或宗教，不低贬某些重要人物，思想大可自由。大陆的学子，不十年就「树」起来了。君不见，今天的上海，西装笔挺，英语流利，一表人才的青年绝不难找。君不见，电脑上的所谓「个人主页」（HomePage），大陆数量之多应该是亚洲之冠。
十年前我想，工资的分歧不论，要是人才我有你没有，你怎样也要给我赚点钱。然而因为电脑的发达，今天大陆的资讯人才有的是。金融呢？大陆的金融行业不够开放，训练人才总有困难。但有英文根底、懂电脑、有学识、读过外间的财经刊物，只要金融大事开放，在市场补课只是朝夕之间。
我有你也有，你的工资比我的低得多，是一件很头痛的事。
三
上文谈及的三岸大势有两个局限重点，这里要重复再说而又补充一下。
（一）三岸文化语言相通，只要大陆一律开放，经济统一无可避免。这是因为大陆的生产成本与生活物价，今天大约是香港或台湾的四分之一。促成这价格分歧结构的延续有两个因素。其一是汇率不自由浮动：港币与美元挂，人民币与台币有政府的干预与维护。其二是大陆还有数之不尽的管制。单论设厂生产成本，骤眼看来大陆的数字十分可爱，但一旦下注，其手续、关系费用不菲。新加坡在苏州搞的工业村全军尽墨，是另一个故事，但也是与这些费用有关的。此外，出入口管制、外汇管制、来料加工等规例，都是延续价格分歧结构的因素。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