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张学良是有争议的人物，但不可否认，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会剿共成功。关于张学良的真实感受，在1936年已经明了。目前，所争议的是西安事变的过程，发动过程和结束的原因。目前，较为权威的观点是：张受共产党员杨虎成怂恿，一时性起。之后，中共坚持杀蒋，但迫于斯大林压力，决定释放。蒋介石是当时唯一可以使中国统一的领袖，由于苏联不愿看到中国内战而使日本有力量侵略苏联，指示释放蒋介石。这一看法张国涛在自传中有表述。另外，张对自己行为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已经反悔，所以坚持送蒋回南京。当时蒋建议他不要去，因为“我可以谅解你，但军事法庭不会”。在张去南京失去自由后，一再忠告部下：听从蒋委员长指挥；也可看出其用心。西安事变最明白的只有张本人，这段历史已经被录音，并存放于哥伦比亚大学，要等张学良去世后才可公布。)汪士淳

   晚代的大陆近代史学者，大多喜欢引用张学良首次赴美之言：“我对我所做过的事负责，我从不后悔！”大陆学者由此认为，张学良显然作了一件自己所肯定的事，终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全国一致对外抗日。这正附合大陆角度的民族英雄定位。

   西安事变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由毛泽东日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可以见得：“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里解放了出来。”周恩来在1956年北京记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则以“千古功臣”；来推崇张学良。然而，对台湾朝野来说，评价显然不同。胡适的见解颇有代表性，他曾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才有第二次容共的政策，乃至于以后中共在抗战时期坐大到后来的占领大陆。

   两岸之间对西安事变的见解及定位如此分歧，张学良自己呢？他如何看待西安事变？

   从1937年起，张学良即被管束，八年抗战期间则迁居十次，外人难以接近。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11月被送到台湾继续管束；三年后大陆变色。

   1954年，张学良见过蒋中正总统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这篇文章基本显示张学良认为自己对共产党认识不清，为求达成抗日心愿，以致“立志报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这里面表现的是对自己所作所为后悔莫及，并且对共产党痛加指责。蒋中正次子蒋纬国将军生前回忆了与张学良几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后就抱着我痛哭说，老弟啊，我这老哥哥做错了事啦！”那应是张学良真性情的表白。

   基督教对张学良的影响很大。以后，他许多外显的情绪都是以《圣经》做为表白。如果有人提到西安事变功过问题，张学良会引述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话“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来回应。这个经节，在1990年6月1日各界公开为他做90大寿时，他又引述一次，而且加强语气：“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

   此刻，两蒋均已谢世。次年，他终于离开长居将近半世纪的台湾赴美访问，他的自由已经无人怀疑。不过，他一直未对长期的幽居有何怨言。至于蒋中正，他则始终尊崇。纽约时报于他抵达美国后，刊出一篇由该报驻北京特派员纪思道在台北对他所做得专访，专访中张学良解释他决定送蒋中正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那是叛乱，我不得不负起责任。”

   (限于篇幅，本刊略删节)原载 世界日报 99年5月 【博讯2001年10月15日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