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查苏俄大使馆逮捕北方共产党之元凶

   　　民国十六年间据确报，北方共产党的大本营潜藏在东交民巷苏俄大使馆内。我父亲怒苏俄违反中俄和奉苏协定，干涉我内政，藉外交特权，掩护共产党人。遂密遣军警，突然进入东交民巷之苏俄大使馆。此为满清以来，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乃为首次，逮捕了李大钊等人。搜获甚多苏俄对中国阴谋之文件，惜当时有一部分的文件，正在开始焚烧中，军警虽竭力抢救，但有一些已经烧毁矣，公布之文件乃为一小部分，大部分皆存于北京宪兵司令部。李大钊等交于北京之地方法院，审讯法办。（按：中国当时无绞刑台，据张氏称借自国外运来北京者，同时张氏称曾拟挽救与李大钊同时被捕之女性免除死刑未果。）

   怒颜抗拒日本之要挟求索　　

   　迨至北伐军渡江北进，日本政府趁机向我父亲要求所谓满蒙五大铁路权益。我父亲盛怒之下，曾对芳泽公使恶言相加。后来日本向山东出兵，向北京政府提出维持关外治安的照会。我父亲曾抗议日本干涉中国之内政。因而自觉日本人之居心险恶，趁机窃取权利，遂决心退出关外，不再继续作战。因之引起日本少壮派之嫉恨，认为不可能为其傀儡，致遭皇姑屯之难。

   遇难后奉天之局势和逝世的真实日期

   　　我父亲本于农历四月十七日（六月四日）拂晓，被炸流血过多，到家之后，不数小时即逝去。临终之时，说了两句话：一云我要走啦！一云不要告诉小六子（小六子那为我的乳名）。当时沈阳情势，十分险恶，日本浪人以及便衣队到处滋事。奉天省长刘海泉值我父亲逝时，彼为奉天政治负责之人，气愤填膺，欲将我父亲被炸逝世之详情，公告天下，以期世人知晓日本之险恶和某夺侵略之事实。当时军事负责人为军署上校参谋代理参谋长臧式毅（臧之为人，沉着谋勇，实为不可多得之才，惜其未能全晚节，但其有可原之处，世人多不知也，此处不拟多叙）力阻，遂秘不发丧，一切计划布置，统由臧之主持。沈阳得免于难。日人竭力侦询，未能确知我父亲已逝去之事，否则恐九一八之变，当早在当时爆发矣。迨我乔装潜抵沈阳。将奉天黑龙江两省军政大事，皆布置妥当，于六月十九日，公布我父亲之丧。

   ［山海关注：臧式毅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扣留，逼迫其参与“新政府”。臧坚持数月而不屈服，曾绝食抗议。臧之母亲让人捎去物品，暗藏鸦片，暗示其自杀以全名节。但臧没有自杀，最终还是出任了伪职。臧曾带秘信给张学良，表示若国军反攻，彼愿为内应，可见臧未必是一心为日本服务的。这些人的堕落，张将军应该是负有部分责任的。］

   　　我父亲在皇姑屯中日两铁路十字交叉处遇炸。该十字交叉为南满铁路架桥行其上，京奉（北宁）路行其下，南满铁道两侧素为日本铁道守备警戒区域，中国军民从不许在该处逗留，如其被发现，射杀无论。所以该桥梁属于日本警戒，中国人不可能停留之区域。日本方面声称，皇姑屯炸弹为国民党便衣队所为，并曾弄死两名中国无辜，置尸于桥下。此真滑天下之大稽，犹如九一八事变，日人诬我军，破坏南满铁道。殊不知南满铁道线上，我国人除可在指定之道口通过外，从来不可以在其铁道附近停留。日本守备队时常射杀中国无知的百姓，此种事实多为东北人所目睹。谁能去埋藏炸弹？谁能去破坏铁道？自然，这两种重大事实，今日不只是我，举国人皆已知其真相，即全世界都已明了矣。我如今顺便提一提，是欲说明日本军人用些无聊小伎俩，欲掩天下之耳目，结果毁人自毁，到最后自食其果，孰谓无报应因果乎？日本军人在南满铁道之桥基上，安装了电泡发火的爆炸物，待我父亲的专车从桥下经过时，引火爆发，将桥梁炸毁，致桥下列车同时被摧毁。这里我说一说，不可思议之事，该列车搭乘人员，约为四，五百名。这一强大的爆炸，桥梁横飞。车厢被炸数节，尔后起火，全列车被焚。在想象中，必致死伤多人。然令人不可思议者，被炸死之人，仅列车中最重要的两位：一为我父亲，一为黑龙江的军政首长吴兴权（俊升），即令用枪射击，恐亦无如此准确，此岂人力所能致之乎？而主持东北前后事变之日本军人，如白川，土肥原，本庄，东条，板垣，河本等等，到后来，或为授首，或不得其死。使你不得不信因果爽然。这里恕我奉劝世人，无论大事小事，千万不要亏心，我们有句俗话：“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扪心自问，上不愧天，俯不诈人，这是最痛快，最舒服的事。你如自己清夜省察，你就会发觉，在你之上有一个主宰，你不可敬畏也！（按：当时张氏尚未信仰基督教。）

   　　我写到这里，心情痛苦之余，我愿以超然除去我父子的感情，说一说我对父亲的观感。他老人家有几桩事，使我衷心敬佩，这不是我以儿子的地位来恭维他。反过来，他老人家也用不着我来恭维的。

   　对海沙子的决斗，不愿意糜乱地方，涂炭生灵，使我佩服他的慈祥豪侠。

   　　只身对抗蓝天尉，维护赵次帅，使我佩服他的忠义胆壮。

   　　对外蒙之出兵；对苏联使馆之搜查；对日本要挟之不屈服。使我知他爱国并不后人，敬佩他大义凛然，这里关于他老人家，还有两件事情，我来补述一下。　　

   义释刺客

   　　我父亲为盛武将军时，曾被人投掷炸弹，后来将投弹之人捕获，我父亲亲自审讯。问该人为什么要来炸他？该人慷慨答称：“我是革命党人，反对帝制，你同张勋勾结，图谋复辟，所以我要炸你。”我父亲再问他：“你就是问这个吗？是否有人主使？”该人答言曰：“我堂堂七尺，无人可以指使我，亦无人可以用金钱来买我的命，我是爱护中华民国，不惜性命，要打破你们的复辟美梦。”我父亲答该人说：“那么你是误会了，我同张勋不但是好友亦是亲戚，可是他的复辟思想，我从不苟同。你是误听流言，几乎白送了有用的性命。你是个爱国者，你是个好汉子。我现在已经对你说明，我今放你自由，请你以后详细调查，如我真有复辟事实，你可以在来炸我。”即当堂将该人释放。

   视民如伤告天求带

   　　每逢农历除夕，我父亲必齐戒礼神。某年的除夕，我父亲令秘书长谈铁隍替他作一篇告天文，大意是“他痛伤连年灾荒，人民流离失所，此岂人民之罪乎？或系群魔作崇乎？自恐亦是群魔之一，甘愿先去，否则祈祝上天开恩，降福除灾。如人民有罪，我愿以身代之云云。”请当时之奉天省长莫柳忱（德惠）为证，共同祈祝。此文我未亲见，此事我亦不知，此乃莫柳忱在我父亲去世之后，他亲口讲给我听的。

   　　我父亲的为人和他的事业，绝不是这短短篇幅所可能写得完的，也不是我这文笔的能力可以写得出来的。又加上我一追想他老人家的事，我的情绪你们也会想象出来的。总之他是一位历史上不可抹煞的人物，我不想往下写了。一则我文笔拙劣；二则我是他的不肖儿子。现在我斗胆以子论父，给他老人家下一个论断：生非其时，他确有刘邦，朱元璋之风度；亦具有项羽，陈有谅之气概；英雄豪杰也！　　

　少年时代

   　　我的教养

   　　我幼年失恃，十一岁生母赵太夫人见背。我父亲对于我甚为疼爱。因为公务纷忙，把我的教养，委托我的一位家庭教师杨景震先生。这位老先生他曾当过我父亲的启蒙先生，我生性顽皮，常戏弄我的老师，我时遭捶苔。他的为人顽固守旧，民国成立已十余年，他仍保存他的辫子，他不但不剪，还禁止我也不许剪。我那时心中引为这是奇耻大辱，有一年他归家度岁，我自己把辫子剪去了。等他回来，大为不悦，申斥我说：“身体发夫，受之于父母，不可任意毁伤。”我说：“老师，那么你是应该留全发的，你那一半头发不是毁伤了？”他说：“这是皇上的意旨。”我说：“皇上已经完蛋了！剪辫子那才是政府的法令哪。”我这位先生怒气大发说：“这个没有皇帝的朝廷，还能会有多么长久呢？”　　　

   　我们两个人的思想大相迳庭，我对于我这位先生自然不会悦服，他在诸生之中，也是最不喜欢我的。我读书虽然相对聪慧，可是我不好好用功。我自幼就对于时事关心，喜欢观察人物，我父亲常常宴会中外名人，设宴征妓，高谈阔论，载歌载酒，有时我常深夜不眠。观听他们的畅叙，钦羡那些人物，我的老师最讨厌我的那些举动。他的教授方法，除背诵章句外，就是夏楚。我对于这种读书生活，十分厌倦，可是我父亲很信任我这位冬烘的老教师。我既无生母，无法倾诉我的志愿，于我十六岁那年，因为我的一篇论文，起了一场风波。这回我的老师可是真发火了，向我父亲辞馆。我父亲一听大怒，认为我是大逆不道。俗所谓“天地君亲师”，对我准备痛加责罚。我自己亦决定承受夏楚，待我父亲息怒，我要痛切陈述，我个人读书之志愿，解决我这个苦恼私塾生活。

   　　我父亲先去办公室再批阅公牍时怒形于色。秘书长袁洁珊（金凯）问我父亲为何如此盛怒？我父亲告诉他说我不听教训，违抗先生。袁给我父亲讲述一段年羹绕的故事。我父亲怒气稍息，袁又问他们师生是为什么呢？我父亲这才研询，是为了作文事而起。袁乃说：“学生作文反抗老师，我们是应该看，他写的是些什么文章。”我父亲把我的作文薄索去，在秘书厅大家阅看那一篇论文。老师的课题是“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我现在只能记得我作文的大概：一破题我就写道：“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此乃三村愚夫愚妇之谈也。引证法，美，瑞等大小强国民主之现状，又引希腊，罗马，古代民主之事实，声言目下中国不良之状况，非由于民主之弊，乃由于帝制余孽，不解民主为何之老朽昏庸作崇所致，待余孽死绝，民主之光自显。所叹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者，昧于不明世界大势，不悉世界古今历史，正所谓坐井观天者也云云。”大家看过之后，对我父亲讲：“这是个有思想的青年，这位先生是不能在教这位学生了，此非学生之过。”于是我不但免一顿夏楚责罚，而我父亲对我另有了认识。随即请袁洁珊给我选了一位先生，而我亦未敢陈述不愿再从事私塾的志愿。袁洁珊所推荐的新教师白佩言（永贞）先生，是一位孝廉公，曾任过知府。由其生活不充裕，可知其持身廉正。他的健康不大好，我虽然曾从他受教只有一年多，可是我得益不少。他对我从未有过怒颜谴责，许我行动自由放任。关于读书作人他时加劝诱指导，他对我有了相当认识。他曾对袁洁珊和我父亲亲谈过“我（按：指张学良）是不宜再在书房读书的人了。”因之我父亲对我甚不高兴，曾问我：“你是打算作什么？”我表示想学医，我父亲时不赞成的。

   　　我父亲曾有意把我送到日本去留学，日本方面表示欢迎我入学习院。那时我不愿的，因为我十分厌恶日本。我自己很想去美国或者是英国，因为我自己学了一点英文，同时我接近的多为英美人士。可是我父亲也未同意，我自己决心渡美留学。私自准备，除学英文外，补习算学和理化。给我补习的两位先生，都是同我有友谊关系，我自己请求他们帮忙的。一位是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先生（Ｊ．Ｅ．Ｐｌａｔｔ），一位是奉天测量局局长陈惠生（瑛）先生。这二位给我的影响很大，不但他们的学识，他们的人格，我也十分敬佩。他们是我的朋友而兼先生，他们对我十分爱护，对于我的生活影响发生了重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