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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婚 我十四岁仍在读书时代,就同于凤至结了婚,他父亲同我父亲是最好的朋友,在辽源县经商,我才九岁,她十二岁时,由于父母之命就定了婚。他十七岁时,我的岳丈不幸去世了,辽源地方正值廿一条之后,日本军阀因强修四洮铁路问题,进占辽源。到处滋事,人心惶惶,我的岳母,孤孀弱女,催促我家早日接亲。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更谈不上感情和爱情。虽然说不上美满,也就这样过了数十年的共同生活。 立志之始
我年青时,身体不太好,患有肺病,也曾吐过一次血。一因为自己的读书和生活环境不如意;二因廿一条之后对于国事时报悲观,认为东北人已经走向亡国奴之途径,十六岁那年曾大病数月不起。经我父亲的军医王少源(宗承)处长医治,他这个人给我一生前途的影响不小。他不但以治疗我的身体,他也医治了我的心灵。王少源是一位诚笃的基督徒,他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的会长,他看明白了我心中的忧闷,劝我可以到外面走动走动,散一散心,不要一天尽在床上看小说。我的答复是:国家前途无望,活着将来也是给人家作奴隶,不过是朝鲜人第二而已。有一次他送给我一张演讲入场卷,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前途之希望”,演讲人是天津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地点是青年会。我当时并不知道张伯苓是谁,可是这个演讲的题目使我动心,因为我心目中认为中国前途是没有希望的。我心中想这个张伯苓他能讲出什么希望来?我倒时感觉兴趣的,所以我就去听他的演讲,这是我初次踏进基督教青年会之门。在演讲时,张伯苓曾问中国前途是什么,他自己大声答曰:“中国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国前途的希望,是有我!”他说到这里停了停,我的情绪十分紧张,我几乎要站起来质问他,你是什么东西?敢如此狂言。 中国前途希望是你?这是因为我初次在那里演讲,人地生疏,未敢乱动,可是我的心气澎湃不已。张先生再接下去讲,大家对于国家失望悲观,自暴自弃,你也认为没办法,我也认为没办法。大家都座视着没办法,那么,中国岂不是真完了吗!如果大家都奋勉图强。自己勉励自己,牺牲一切,为国家为大众服务,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到自己的肩上。自己坚定信念,中国的前途就是我。中国亡不了--有我。你也如此,我也如此,万众一心,哪怕中国不强哪!假如大家你怨我,我怨你,可是谁也不想牺牲努力,认为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那么大家都是如此的想法,只希望坐享强国的光荣,国家他自己会强吗?那是要人去工作,若是我们多数人,自暴自弃,都想坐享其成,那才真是会招来亡国之祸。也就是今日国家不强之原因也。愿大家从今日起,决心立志,说中国不强有我!这一番的演讲,给我的刺激太大了。演讲之后,王少源给我介绍认识了青年会的总干事普赖德,由普介绍我去同张伯苓先生个人去谈话。张先生问我:“对于他的演讲有什么感想,于是乎我坦白的说明了我前后的心情。他大大鼓励我,是个有为的青年,切不可自暴自弃。说我可以改善中国前途的,劝我奋勉努力。 尔后我同普赖德结为好友,青年会成为我常常出入游玩之所,凡有名人演讲,风雨无阻,我必去聆听。白永贞先生从不干涉我。而普先生必介绍跟演讲者个人谈一谈,中国的名人如余日章,程静一,晏阳初,顾子仁;西洋人如穆德,艾迪,朴克门,劳滨逊诸先生,我皆亲临过教益。尤以余日章,张伯苓二位给我的教诲甚多。余日章曾同我有过一夕之谈,是我永生不忘。我现在写在这里,一则算我纪念余先生;二则我要把他的明教垂诸后人。他告诫我:”一不要作伪,伪来伪去,最后伪到你自己头上;而要遵从舆论,不要假造舆论;三要牺牲自己,为大众解决痛苦,不要为解决自身的痛苦,而来牺牲大众。”余日章先生后来为九一八问题,到美国去奔走呼吁,因为疲劳兴奋,在白宫同美国大总统会谈席间,脑溢血病发,死于美国。张伯苓先生给我说:“中国人只是顾面子,而不要脸。只是要虚伪的金子牌匾,就自鸣得意,卖假药欺人害人,则不知羞耻。我们必须自勉把他倒过来,要脸而不在乎面子。”他又讲过说:“中国社会的习惯是,好人坐在屋子里叹气,坏人在台上唱戏。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是好人之列,切不可消极地坐在屋子里叹气,任凭那坏人在台上唱戏。”张先生就是死于那些唱戏的群魔手中,恐怕就是因为他不肯坐在屋子里叹气的缘故吧!我每一想起这二位先生,使我心向不已。 [ 山海关注: 南开先贤——张伯苓(1876-1951),1919年至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1951年2月23日因病在天津逝世。张伯苓面对蒋介石去台的邀请,和周恩来留下的请求,最后决定留在大陆。张伯苓应该是没有受到什么运动冲击的,张学良得到的是错误的信息。 张伯苓也是周恩来的恩师。张伯苓曾经批准周恩来免试入南开大学文科。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运动领导人,被天津当局逮捕。出狱后,张伯苓即想法资助周恩来出国。西安事变期间,国民党当局曾想让张伯苓去西安劝告他的这两位学生。 余日章: 曾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助会总干事。是蒋介石、宋美龄宗教婚礼的主婚人。主张改良主义,提出“人格救国论”,认为,只有信奉基督,修身齐家,才能富强国家。] 我对于青年会的体,德,智,群,任何的集会,我皆竭力地去参加。对于我的思想行动,影响不小,我当时对于青年会建筑会所的募捐,我个人曾慕得七万余元,创青年会在中国募捐的最高数字。因为这一宗事,和综错着诸位中外人士过去给我的鼓励,教诲,启发我一个信念--我是可以作些事,确比一般人容易,这不是我的能力过人,是我的机遇好。人家走两步或数步的路,我一步就可以达到,这是我依藉着我父亲的富贵权势。我为什么不评藉着这个来献身于社会国家哪?这是我决心抛弃了那安享的公子生活,投身走上了为人群服务的途径。 [山海关注:张学良成长日本的势力范围奉天,从小的文化熏陶却完全是受英,美的影响,甚至“对中国礼教,殊少承受”,这不能不说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力量。张氏执政后的幕僚王卓然,掌管对日外交的王家桢,帮他主管东北大学教务的宁恩承,九一八之后影响他思想走向左倾,后来的中共高官阎宝航,都是他通过青年会结识的朋友。] (按:在张氏年轻时,与外籍人士来往,洋化之第一步特权,是参加了不许华人入内的俱乐部。张氏是唯一中国会员,因年极轻,面目姣好,个子小,为洋商误会为娈童,屡施轻薄。幸为一资深外籍老者所目睹出面干涉之:“你知道他是谁吗?”方解了张氏之围,这是张氏难以忘怀的一件旧事。而在教会传教活动成为条约保护的条款之下,来华教士,本身持有专长之学识与素养,结识高层权贵,是传教用心之一。当时蒙张作霖大元帅礼遇之牧师青年会总管韦鹤礼(Hollis Wilbur),在1918年10月20日与东北王之子长谈了数小时,不想韦牧师的后人韦幕庭教授,即是哥伦比亚大学收藏张学良口述历史及张氏伉俪纪念馆“毅荻书斋”的支持者。) 军人生活 穿上军衣就脱不下来了 我十九岁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在学期间,深得教育长熙格民及本班战术教官郭茂宸(松龄)的赏识。尤以郭氏,我二人由师生关系,进而结为密友。他对我时加游说劝导说:东北军事,旧式腐败,应加改革;我既然有志救国,应当立志先救东北;能使东北军事改革,军力加强,对内对外均有重大意义;我父亲既已应允给我军事职务,我应当振起精神,一心一意,作个真正军人,从事改善我父亲的军队,这比什么事业都重大;而且我比任何人机会都好,也比任何人都容易作得成功的。陈惠生同郭茂宸本系旧友,从中力赞其说。我本人已踏入军事之门,在学习上得有相当的成绩,兴趣自然提高。又内得家人外受师友之鼓励劝诱,因之改变初衷,真的作了军人。不但我的思想逐渐地改变,就连我的生活也随之改变。我本来接近的多系教会人士,我已几乎成了基督教徒,自从入军校以后,接近的多是军人,渐渐的鲁莽放荡。在学期间,我即升任为第三旅第二团团长,这是由于张辅枕(作相)的提掖。 张辅枕为我父亲最重要的干部之一,可称左右手。彼乃是锦西人,与我们同姓不同宗,跟我父亲的名字巧合,也有个作字,使人误会他是我们一家。彼为人诚厚,能力虽然不太高,可是他的忠义,在今世为我仅见之一人。尔后在它章中,我另有述及。 他之对于我的提掖,是有计划的。当时他是东三省巡阅使总参谋长兼第三旅旅长,后来他升任第廿七师师长,他不辞第三旅旅长,任我为第三旅第二团团长,先嘱我推荐一位第三旅的参谋长,我推荐了郭松龄。尔后军中重大事件以及人事等问题,彼皆嘱郭向我商议。迨至我充任团长一年以后,彼乃令我代理彼之旅长事宜,后来他辞去旅长兼职,保荐由我升任。我之步步升迁,多由彼之推荐。到民国十三年,彼升任吉林督军,我则继任彼之廿七师师长之职。 我毕业以后,就任团长,只廿岁,人家给我起了一个绰号,称我为“黄嘴伢子团长”。当时我属下的一个营长,他本来是我父亲手下的一位老号兵。我童年时代,他时常背抱提携一块玩耍。现在我成了他的团长,我方新任军官,庄严自重。他对我是相当的爱护,可是他时常把我看作小孩子,有时使我非常的难堪。到后来我是一直受着这种情形的束缚。这些个老前辈们,多系看着我长大成人,对于我幼小时抚慰戏耍,既长也提携爱护。使我对于他们,深了也不是,浅了也不是。他们多系守旧,顽固,腐败,一向为东北改革上之障碍。当我负东北政治上责任之时,就是在地方行政上,也深受到这种影响的苦痛。 派赴吉林剿匪 吉林土匪猖獗,曾袭破晖春,杀死日本外交副领事,惹起外交问题。吉林省军不能制,当时吉林督军鲍霆九(贵卿)请求我父亲支援。民国九年冬我被派率第三旅赴吉剿匪,进驻于一面坡附近,兼哈沈路护路事宜。我到那里剿抚并施,曾剿灭袭破晖春之大股土匪“占中华”等二千余人;收抚江东一股一千余人。改编为“山林警备队”,由我兼代总队长。 这一次调吉剿匪,在我的生活上有很大的影响和变迁。我不但结交了好些各色的朋友,也学会了嫖赌烟酒等坏习气。统帅那种土匪军队,跟那些绿林兄弟厮糜接触,使我认识社会生活的另一个角落。(按:张氏对绿林豪强狂行捍举,每每深表同情。当年张氏带兵剿得一匪,执行枪毙之前,该犯要求先系好鞋带,为往九泉之路上好走路。后此事渲染为削足断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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