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服中央助成统一　　

   我归返奉天不久，正值当时之国民政府主席，　蒋公介石与阎百川（锡山），冯焕章（玉祥），李德邻（宗仁）四总司令会议于北平，我派王维宙（树翰）为代表赴北平进见，陈述服顺中央之志愿。会谈席间，冯玉祥对王说：“东北军军备甚丰，须缴出步枪若干万枝，炮若干百门，尔后方能谈到投降的问题。”王维宙徐徐答称：“我本文人，对于军事内容不甚知晓，不过听说，像冯先生所索要那个数目的武器，可能是有的。但车辆缺乏，交通现在不大方便，运送如许多的东西，有点困难，还是请冯先生自己到关外去取吧。”王维宙即拟返回奉天，夜间　蒋主席单独约王谈话。对王说：“你不要听冯焕章的那一套无谓的言词，政府大计，是由我负责主持，不必归去，我们要从长计议。”遂派何雪竹，张岳军（群）同王商讨。蒋主席曾派何雪竹，张岳军，吴铁城，先后来到沈阳，组成东北政治分会，中央任命我为分会主席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并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山海关注　《李宗仁回忆录》中如此说：

   　　善后会议期中，关乎全局的最重要一项决策，厥为接受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方案，对关外停止用兵。

   当革命军进驻平、津，张作霖为日人谋杀之后，我即电陈中央，主张对东北停止用兵，以政治方式谋求统一。我的想法是，全国统一大势已定，张作霖已死，张学良断不敢作负隅顽抗之想，和平接受中央领导，将为必然的后果。再者，此次日人谋杀张作霖，其处心积虑侵略东北的计划已如箭在弦上，我们如出兵东北，日军加以阻挠，可以断言，济南惨案的血迹未干，出兵东北更应特别慎重。当善后会议在北平开会时，张学良果派来代表三人——邢仕廉、王维宙、徐祖贻——接洽东北易帜，归顺中央诸问题。然冯、阎两方人士认为东北已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故力主乘机进兵，一举削平奉系，以除后患。他们的主张盖基于两种心理：一、冯、阎二人和奉系都有夙怨，此时正可报复；二、戡平东北后，我一、四两集团军都是南方人，不耐严寒，则白山黑水之间，沃野千里，必系他二人的天下。

   他二人态度既很坚决，蒋总司令也为之举棋不定。因此奉方代表在六国饭店住了十来天，尚未蒙总司令接见，心有不悦，乃决意遄返奉天复命，三代表之一的徐祖贻且已先行离平赴津。我目击此事发展的危机已著，而蒋总司令腹案仍未定，乃单独去见蒋先生，分析对东北继续用兵的非计。蒋也深以我言为然，并叮咛说，本晚约冯、阎谈话时，你可将此意见提出。

   就在同日，前广西国会议员王季文忽到我的住处来告我说，东北代表因久未蒙总司令接见，自觉和平无望，决意于明日离平返奉。季文并说，他们非常愤慨，因为他们曾收到恫吓信，并不时受到言辞间的侮辱，其情形直如亡国贱俘，颇觉难堪。

   我听了，知此事关系重大，乃请王君去六国饭店代为致意，请各代表再住数日，敢保必有佳音相告。如各代表感觉安全堪虞，请即搬到北京饭店和我的朋友同住，我并当派便衣人员保护。并告诉他们，此次和平使命关乎国运至大，希望他们为国忍辱，以大局为重。至于就内战来说，实是胜不足武，败也不为辱，希望他们不必介意。

   季文去了不久，便来回报说，邢、王二代表感激我的盛意，愿再住下，但搬往北京饭店及派便衣保护等事，俱不必要。

   与季文谈后，我立即往见蒋总司令，告以所闻种种。蒋说：“你听谁说的？”言下颇为诧异。

   我说：“王季文说的。”

   王季文和蒋也很熟稔，前中山先生定桂时，季文曾受中山委任为桂林清乡督办，和蒋颇有往还。

   蒋先生既知此讯确实，立刻便派员往六国饭店，约东北代表晤谈。东北易帜的大计由是遂定，其余细节留待以后再行磋商了。]　　　日本人之阻挠

   　　藉吊丧之名，日政府及田中首相特派林权助为专使来沈阳。我得到此一通知，深为忧虑，缘林权助乃当年廿一条的主动人之一，为侵华巨蠹，在日本外交和政治上，颇有地位，曾陪同日皇之弟秩父宫周游欧美，此人出马，想非专为吊丧而来，我必须谨慎与之周旋。彼携有日政府高贵的丧礼并有田中亲笔的祭祠。祭吊之后，果如所虑，彼开始向我谈判，申明彼以田中首相的私人代表资格同我相谈，因我在民国十年度日之时与田中曾有一度之往还也。

   （按：据日本前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之遗稿》中所记载：张作霖逝世，日本田中首相为了表示哀悼，最初考虑派儿玉秀雄［儿玉源太郎的儿子］伯爵参加葬礼。据张氏称儿玉曾有意与张氏结为秦晋之好，故交谊非浅。但儿玉未接受，乃请林权助担任。林权助于１９０６－１９１６两次为驻中国公使，有名的外交官，且汉学造诣极深，故张氏忧虑者在此。任命之初，其使命只在参加葬礼，只是田中首相私人代表并非政府特使身份。随其同来之佐藤少将是曾长驻奉天，日本有名的中国通，不过是想随时通权应变以左右张学良.关于张学良与林权助之私谊，日后张氏于台湾北投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访问，为向张将军致谢，曾以想以该社别墅，迎张氏伉俪前往度假。张氏告诉笔者唯一想去的地方，是林权助之墓。）

   [山海关注：

   儿玉源太郎　　（1852---1908）日本山口县人。陆军大将，台湾总督。在日本明治时代的军阀中，以善于玩弄权术著称。1894年在甲午战争中任大本营参谋。1898年2月始出任台湾总督，对台湾统治加强。1904年日俄战争时兼任参谋本部次长，后复任台湾总督。1906年，出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筹建委员会委员长。

   　　易职原定于七月，在日本的阻挠下未能实现。其实在七月下旬，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久就认为“制止东北易帜已不可能”。但田中义一还是派林权助赴奉，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想要张学良脱离中国本部自成一局。

   　　据日本《太平洋战争之路》一书记载，田中对林权助所授予的任务内容是：１．满洲必须由中国本部切断，自成为防俄的一个缓冲地带。　　　２．日本之支持中国统一，其目的即在于求得满洲可以自由掌握。第三次出兵济南，用意即在此。　　　３．日本不惜支持牺牲代价以制止南方势力之进出满洲。　　　４．若张学良能以保境安民为务，则日本可助其裁军及整理财政及一切之必须。]

   　　林权助提出的问题是：“我不可以贸然地顺从南京政府，我父亲在大元帅时代，有些关于东北问题未解决的悬案，我应当同日方合作，将我父亲遗留所未解决的问题，办理清楚为是。”我答称：“这不是俗所谓父债子还的问题，我的行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政府似乎无过问的义务。至于关于东北悬案诸问题，现在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南京政府，凡政府命令应解决之事，我自当照办，日本政府应该向国民政府外交部去交涉。”林　言：“北京政府我父亲时代之事，恐南京不承认。”我答：“那么你找南京政府吧，与我又有什么关系？”林言曰：“我年轻气浮，出言不加详虑，如我这种态度，恐将于我不利。日政府虽能遵循合法外交手续。东北的问题，自日俄战争起，与日本军方有血缘的关系，恐日本少壮军人，亦不能有所容忍。”我答曰：“林先生这话，有点可议之处。老先生为日本外交宿，政界重镇，贵国为立宪政体，三军大权，操之天皇。老先生认为日本军人，可任意行动乎？假如如林先生之言，那倒不是中国的问题，反成为日本的问题了，我恐怕那也不是日本之福吧？我推想不会有这种事情的。”会谈无结果，只是口舌之辩，现在我仅能记其大略而已。

   　　林权助连日再三来访，彼见谈不出结果，遂而改变了话题。劝我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按：《论语，学而》）我父尚未葬，我就认敌为友，归顺国民党，可谓孝乎？”我答曰：“我父亲最后的愿望，退出北京，不再战争，使中国老百姓得以修养，愿中国和平，我今继其愿望，何谓不孝乎？”而况国家重大问题，古人云大义灭亲，我别说未曾为被我父亲救国的遗志，在国家大义上，就是有些违背，我也在所不及。”

   　　林权助几番游说献策，既已被我拒绝，在我判断，彼可以休矣。殊不知日方仍不死心，改换方式，双管齐下，想以利害动我。先由军事顾问土肥源和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上书与我。土肥源曾上“时事造英雄论”，秦真次的“为王道政体说”，皆系讽我趁势创立满洲独立王国，以建大业。林权助对于汉学有相当的造诣，先曾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来责我，此回引用孟子“赵孟能贵，赵孟能贱”之句，告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可依归南京，任免之权，操之于人，后果如何，难以预料。引证前清三藩（按：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故事以动我。又劝我可仿效武肃王之行事，待机观变。并力言，如我有大志，日本政府能尽力协助之，凡有所求，皆可商讨，必得有田中首相的默许，可全权同我谈判。至此彼已明白表露日本政府之阴谋矣。并言，彼之此行，必须得有结果。我当时的答复大意是：“此事体过于重大，容我详为思考。我仓促接承我父亲的大权，系由东北各界所公举，我不能任意所为，恐少数时日，我不能有具体的答复，对于老先生有虚此行，殊深抱歉。”林则说：“比拟日内即将东返，希望我再好好地考虑考虑，不要错失机会。假如自认羽毛未丰，有所顾虑，日方物力人力，皆可为助。

   　　林权助在我为他饯别宴会之夜，邀我同他密谈，再嘱我表明态度，彼回国须有正确的复命。我在酒后，闻之心中深为气愤，不能忍耐，遂对林说：“你屡次为我的设想，在私人利害方面，比我自己还考虑的周到。不过有一点，你未曾为我想到。”林闻我言，露出高兴之意，立即问我：“是什么，我未曾为你想到哪？”我沉吟不欲说出，林再三问我，我说：“你老先生忘记了，我是中国人。”林默然片刻，徐徐言曰：“那么，我明天即可回国了。”

   　　翌日我亲到林之寓所日本总领事馆为林送行，并表向日政府及田中首相和他来吊丧的谢意。谈话之后，林之随员佐藤少将发言询问我：“听说你要服从南京国民党，改悬青天白日旗，这是什么用意？”我答曰：“我们愿意挂哪种旗，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你又何必关心这个呢？”佐藤历色而言曰：“我日本有条约和侨民的关系，对东三省的治安，当然是应该关心的。”我答曰：“我地方治安，你日本依据什么可以关心？”在座间之日本总领事遂即离席，取出译本条约大全类的书，检出一页给我看。乃系日俄战后，日本撤兵中日换文的附件，日本有一函，内容大旨：“日本撤兵之后，在东三省的侨民及权益，对于东三省治安相当的关心，希望中国当局注意维护。”我看完以后，对佐藤及日本之总领事抗言曰：“我今日之来，系为林权助专使送行答谢，并非准备办理交涉，否则我有办理外交的专人，也可以拿出来条约类的书籍几大本，如华盛顿条约，九国公约等等。我非外交专家，我今日之来，你们如此举措，是否符合外交礼貌，有无前例？”我遂向在座之林权助用询问口语：“林老先生为外交届前辈，当可评断。”林权助遂语佐藤及林总领事二人制止之，并语林总领事，此事等，应同张总领事改日再谈。我对林权助表达谢其吊丧，并约我将派专使至日答谢。并请其转达田中兼外相，无论东北政体发生何种变化，我在职之一日，日本在东北的侨民，我当尽力保护，请其安心，并盼双方协力合作。林权助表示谢意。我说这也说不到谢，这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权利。林权助返国之后，曾对新闻记者表示，我有不可动摇之性格，难期合作。并发表“家赖家康”之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