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经过

   　　我伤寒症痊愈之后，身体极为衰弱，赫尔大夫建议，我须长期休养，彼并愿为我准备戒除嗜好。我甚同意，所以我未销假办公，仍住在协和医院，由医师护士照料，每天服药和注射，早晨事到公园各地散步，饮食一切，皆遵医生指定，晚间偶出观电影戏剧，以兹消遣，皆由两位护士陪同，随时照抚。（按：张氏与秘书二人，在南京贪食鲜樱桃，患染伤寒病，在协和医院治疗。石友三之变後，九一八事变起，张将军仍在协和医院休养。平时外出散步，外出看电影戏剧，皆有两位护士小姐陪同。因张氏不许两位护士着白色制服，穿戴如平时装束，引起外界纷纷传说，协和医院属美方经管，张氏为此被院方“请出”。）

   　　一切非重大事件，一概不加过问，北平职务，由万福麟代为负责，东北职务由参谋长荣臻负责。万宝山事件以及中村事件，事前我毫不知悉。迨至日本军人利用中村事件，大肆宣传鼓动，东北宪兵司令陈介卿（兴亚）亲至协和医院报告，并请求我必须迅速处理此一案件，否则恐日本少壮军人，欲藉口制造事端。我遂招中村事件直接负责之关瑞玑（关玉衡）亲加询问。关团长将该事实经过，尽情告知，并请求可开军法会审，彼到时自己承罪，愿以一死与中村偿命，结束此案，一面扩大，而日方当无可藉口矣。我嘱彼到宪兵司令部投案，以备向日方办理交涉。不久日本军部知我方有解决悬案的决心，遂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关团长关瑞玑由宪兵司令将其释放，以免落入日人之手。

   ［山海关注：　　万福麟将军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九一八事变时也不在东北。］

   　　我现在欲在此处说一说，关瑞玑的爱国忠诚。当彼在内蒙防地捕获中村伪装为农学博士，实行调查内蒙兵要地理，搜出其日记地图等等，皆无关于农事者。中村不得已，承认其为日本陆军大尉。当时关团长与其部属会商，如何处理此一间谍要犯，因当时日本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我必须将犯人交换其本国处置，这自然彼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最重要的，中村是详知内蒙古兵要地理的情形，我虽然将其日记地图没收，但彼仍能记忆。关等遂决心，将其秘密处死，由彼负责，不报知上峰，以免处置上困难，不幸被一蒙古人出卖，将中村被捕时的情形及中村在起家中的遗物，献之日方。而关团长到最后愿付出自己的生命，为我弱国外交上的羔羊，以免损失国家利益，而勉发生重大事端。

   　　日本野心家，先利用万宝山事件，再利用中村事件，在国内大肆煽动，以期鼓荡，欺骗日本民众，思以制造成侵华是正当之行动的观念。当我方已知此种情形：（一）我决定迅速解决中村这一案件。（二）我派汤尔和渡日，向日外相币原表示，我方欲寻求解决东北悬案之意图，币原甚表赞同，遂决定拟由中日政府选派大员办理。（三）通令东北军政，凡事慎重，凡有日方挑衅之事，竭力避免，不可与之冲突对抗，以免扩大事端。此即为不抵抗命令，致为国人攻击我之口实。在此一问题上，我从未有过声述，因我想知理明事之人，一见即知，不深明理之众，我又何必在个人问题上，哓哓何为。

   ［山海关注：

   　　8月17日，日方在隐瞒中村等进行间谍活动至事实的情况下，公布中村事件情况报告，借机在国内煽动对华作战狂热。

   　　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挑衅，张学良于9月5日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

   　　9月6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给驻守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的电报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我曾在胡政之（霖）所办的“国闻周刊”上，看见有过关于我的一篇言论，大旨我略记如下：

   　　“不抵抗主义这个名辞，并不是由张学良创始的，但是如今我们，一提到不抵抗主义，可就联想到张学良，张学良是这个主义的一个实行者。这个名辞的出现，好像是一个新玩意儿，但是这主义的精神，早有他的历史渊源，具有十足的必然性。我敢武断地来说，加入东北负责当局不是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任何人十分之九的也是不抵抗。在民国十九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不是抵抗了吗？闹了个损兵折将，大为失败，内外责言，这是促成张学良不抵抗决心之远因也。中东路事件给日本一个暗示，暴露了中国幼稚无能不团结。当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军人高呼惩罚张学良，消灭东北政权。张学良本人自己也知道将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他总有万一的心理“日本或者是不敢吧？”等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他觉着“打是打不过日本的，以不抵抗对付之，不使事端扩大，以待国际来解决。”那时候张学良是这种心理，中央也是这种心理。所以我说就是换作他人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也是十分之九的一样不抵抗。以过去的济南事件为证，凡是对付日本武装挑衅行为，不都是退让吗？我要是给张学良定罪的话，他的罪过不再九一八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抗。”（按：张学良对胡政之所说：“他的罪过不在九一八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抗”张氏对胡政之如此批评，至为心服。）

   　　但今日思之，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不可以再事隐默。我今略述九一八事变前后我的心情，和处置的经过。我先说，我在那个时代对于日本的理解，我认为日本是一个立宪国家，军部虽有帷幄上奏之特权，但不经天皇批准，国会通过，是不能对外用兵的。有国际条约之约束，元老重臣之稳重，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从事煽动，如果我方不给以可乘的藉口，不根他武装冲突，那是不会发生军事问题的。

   　　这是我对于九一八近年时的日本少壮军人的嚣张和日本当时的政情，未能随时彻底研究主义，仅根据旧日对日本之理解，此乃我的重大错误。

   　　我再说我当时在情理上对日本的判断。我想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们浮动浅识，但仍有其重臣元老。入日本无故对中国发动战争，以军事占领中国土地，蛮横侵略，凡有深远眼光的人，会明白将来的结果，对日本不会有利的。他们负责的人，安能见不到这一点吗？我对于这一观察，虽然是错了－－而日本终于不顾一切，发动蛮横的侵略的战事，但至最后，日本终自食其惨痛的结果，这一点也可以说我是没有错。

   　　上述是我对当时日本方面之判断。同时迷信条约神圣，错估计国联的制裁力量。诚然是，我当时料其不敢，在利害观点上，我更料其不能。当时我是认为国联可以解决争端的。基于这些心理，所以我自始至终，竭力避免事端扩大，以期易于解决，遵守国联的警告。我佩服国闻周刊的言论，他说到了我内心的隐情。

   　　日本军人，内乘我正卧病协和医院，张辅枕奔丧锦州，万寿山在北平给我代理职务，东北长官皆不在职。外则长江水灾，粤变，和共匪猖獗，发动九一八事变。该夜我同英国驻华公使蓝博森博士，在第一舞台观剧，约在十点三十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即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总领事处接洽交涉。通话之时，电话中断。因恐尔后联络断绝，遂用无线电令，荣臻，臧式毅二人全权负责处理一切。并屡询情况的变化，到半夜二时许，无线电台被破坏，整个通讯中断矣。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情示之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祥，仅允转其驻京公使而已。我对于沈阳情况，十分焦虑，遂利用长途电话令新民县知事魏键，设法向沈阳联络，随时向我报告。

   　　事变之后，政府和我的见解是一样的，认为条约神圣，国际正义存在，对于日本这种侵略的行为，必当仗义执言。遂信赖国联，而不同日本直接交涉，以免损失权利，所以币原所提之五项原则，拒不接受。对于日军行动，听从国联劝告，竭力取容忍方针，静待国联解决。但使我痛心者，是当时全国不但未能团结一致对外，反而利用外交问题，发动政争，以逞私愤。在中央迫　蒋主席下野，改组为不伦不类的政府，成为一国三公。孙哲生（科），汪兆铭相继为行政院长，而又负不起责任，如锦州，山海关发生问题时，凡有请示，皆答为，相机处理，或善为处理。在地方，山东韩，刘火并，四川二六对垒，粤则二陈相战，贵州毛酋之争。我触目惊心，心灰意冷。

   ［山海关注：

   国联行政院根据中国的提议，9月30日通过了限令日军于10月14日以前撤兵的决议。日本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代表声明接受国联决议。张学良委托顾维钧由北平到达南京。１０月５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就日本撤兵问题照会日本政府。９日，日本提出先谈条件后撤兵的答复，并抗议中国的“排日”行动。同时，日本派遣大批军舰到达上海。张学良多次电南京政府，希望立即交涉。６日，顾维钧受蒋介石委托，由南京返回北平，向张学良“代达”蒋介石的指示，即：“日本届期延不撤兵或更别有暴行，自在意中。我方如何应付、此时正在研究，并须视彼时国联行政院开会后如何解决而定。盖国联虽不可侍，亦非尽不可侍。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尽力至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小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此。”

   币原五项原则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０日，国联行政院五国委员会劝告中日两国直接谈判。10月26日，币原提出解决“东北纠纷”的基本条款五项：(一)彼此放弃侵略政策及侵略行为，(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三)凡有妨碍自由贸易及足以惹起国际间仇恨之一切有组织之举动，一概予以取缔， (四)日人在满洲全境内经营之所有和平事业，予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日本在满洲条约上之所有权利。币原并表示，愿与中国开始谈判，恢复两国通常关系，还主张将东三省日军撤回铁路区域。币原的“基本条款”，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中主张用政治、外交、经济的方法，以渐进步伐实现日本对华侵略目标的那一派人的主张。币原的声明发表后，国民政府有关要员“在主席（蒋介石)官邸集会讨沦，一部分出席人员认为日本“此举可能是(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不妨试探其真意，随后斟酌馆情形，作进一步之处理，不宜不留余地的拒绝”。“一时会场空气，倾向于采取若即若离之态度。然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说，主张拒绝”。结果，主张依靠和通过国际联盟处理中日事件的意见占了优势，接受币原声明之说遂被否定。正加蒋作宾后来不无惋惜地回忆道：“我国政府在熟辩深思之后，仍予拒绝，一心一意听候国联之处决。”］　［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５日，蒋介石下野，　　１９３２年　１月２１日蒋介石重回南京；　　１９３２年　１月　２日下午二时日军侵入锦州。　　１９３３年　１月　２日日军陆，海，空军及装甲部队协同作战，攻占榆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