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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凡强国富民、繁荣昌盛的年代,人们恪守伦理道德,良好的社会风气盛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劳动生活井然有序,可谓国泰民安;凡是朝纲腐败,国弱民穷的年代,社会道德沦丧,民风不古,强盗横行,官逼民反,于是在民怨沸腾中,百姓揭竿而起,暴力革命就会产生。 贫穷是社会伦理道德沦丧和社会犯罪的根源。西汉时期的贾谊说:“《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这本来是一种社会状态的正常反应,可如今在共产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却有悖常理:贫穷时的社会现象好似中国古代富裕时的社会,而富裕时的社会倒好似中国古代贫穷时的社会。请看学者何新先生的一段醉人描述: “1949—1966年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和体现了我们民族百年来的许多理想,当时中国洗刷了它在近代所遭遇的民族屈辱。在社会面貌和风气上,一度颇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气象;民心昂扬、团结而振奋。我不能忘记,当时的中国总体形象旷傲而崇高,民风虽愚鲁却醇厚,思想虽幼稚却赤诚,国家虽贫困却有耻有格——自有其庄严神圣伟大的气象。”(何新《孤独与挑战》第一部) 何新先生所说的这段历史有一点是真话,也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气象,尤其是“夜不闭户”。人们居住的房屋,没有防盗门,窗户上也没有防盗铁栏,夜里睡觉不用关窗子。至于“路不拾遗”,确实存在学生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或交给学校老师动人的故事。应该实事求是说,的确有这种“共产主义道德”“气象”,但我不能完全苟同。因为我所经历的是路上没什么可捡的,我的确想捡点吃的,当然捡到钱也行。因为我太饥饿了,野菜都挖光了,树皮都剥光了,在马路边看到有鸡蛋皮,我都拾起来舔一舔。人都虚弱的走不动路,如何去路上“拾遗”去,大家都一无所有,又有谁能遗下什么?所谓“旷傲而崇高”大概是指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之中,美国人民过着猪狗不如的悲惨生活,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成为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这种“旷傲而崇高”还有脸吹嘘吗? 何新先生所描述的那段中国人民过着“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我已经领略过。但那种“庄严神圣伟大的气象”,我从来没有怀念,我只有愤怒。何新先生如果还想念这种生活,应该移民到北韩,那里还正在“庄严神圣伟大的气象”中。 为什么中国人民在饥饿中还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良好风气呢?我认为有三,一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愚民政策,二是向人民灌输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实行绝对平均主义,三是实行封建社会的株连政策,严酷镇压。第一点给人民吃了精神鸦片,洗脑了,人民没有了思想;第二点,人民虽然贫穷,但没有造反对象,因为大家都穷;第三点是严酷的法西斯镇压,一人“犯罪”,株连整个家庭,还要株连所有的亲戚。其实何新先生多少也暴露一点,就是中国人民“愚鲁而淳朴”,直说就是中国人苯。共产党正是利用人民古风犹存,来欺骗、愚弄、麻痹人民。中国人民的思想因为“幼稚”而“赤诚”,共产党的洗脑运动一个接一个,个人不允许有思想,自然“赤诚”。当年毛泽东欺骗知识分子,让他们给共产党提意见,“引蛇出洞”,然后一网打尽;鼓吹大跃进,“放卫星”,神话“亩产万斤”,带领共产党欺骗全国人民。而后来三年饥荒饿死农民3000万,又把责任推给“苏修逼债”。再以后发生的一个接一个的欺骗,我就不再赘述。到底是谁不讲诚信?整个是非颠倒、指鹿为马都是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而且引导共产党官员带领人民说谎,民风从此不古,直至现在。 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的确得到了改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按常理说,人民应该过着安详平和的生活,中国社会应该步入历史上“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了,应该实现或接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理想社会了,应该用何新先生来形象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旷傲而崇高”,我们的人民应该“民心昂扬,团结而振奋”了。但事实正相反: 我们的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残酷专制暴政的时期; 我们的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腐败、最黑暗的时期; 我们的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社会伦理道德最沦丧的时期; 我们的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贫富最悬殊、分配制度最不合理的时期; 专制制度可以通过变革,建立新的民主制度取而代之;腐败现象可以通过如“三权鼎立”等社会制衡机制来消除;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可以通过税收、反垄断法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来解决。惟有社会伦理道德沦丧是最难以治理的。如果整个中华民族失去了道德约束之品行,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怕就怕共产党所倡导的谎言、不诚信和损人利己的道德观制度化、民族化,成为像吃饭、喝水一样的日常习惯,并且改变中国人原有的基因——成为遗传基因的一部分。那样,对中华民族是个灾难,对整个人类也是个灾难。 中华民族的道德沦丧,并非自产自销,它作为一种中国专制制度生产的产品,伴随着假货和假冒伪劣产品,已经远销欧美和世界各地,发展下去甚至有可能成为劣等民族而被世界所厌弃。“傻帽”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最近,于非在8月5日中国《环球时报》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国人中的害群之马》,现转载如下: “最近到东欧小国摩尔多瓦出差,听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偷渡的中国人在摩首都基希纳乌下了火车,不知身在何处,语言又不通,只得在大街上游荡。一位善良的摩尔多瓦人知道他是迷路的中国人,便把他带回家,让他洗澡吃饭,安排他住下。几天后的一个早上,主人叫那个中国人吃饭时,才发现过客已经离开。一个月后,他家的电话费账单上出现了上百美元打往中国的长途电话费。在摩尔多瓦,普通人的月工资仅40多美元,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中国,那家人的痛心可以想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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