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走了，但他曾作为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其思想依然成为激励着我们为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事业不懈努力的精神食粮。先生告别我们的时刻，正是SARS在中国肆意横行的时刻，正是中国这个后极权社会充满谎言且恰逢SARS在全国蔓延，天灾人祸在无情控诉专制制度下民族和国家的苦难。没有人刻意对天怒的指责，但同时也没有人不对极权暴政义愤填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是一个制度问题，就是一个人权问题，谎言和欺骗成了共产党专制政权的标签，而知识分子的责任显示出必须对谎言予以揭穿，剥掉“皇帝新衣”，让中国民众过说真话的日子，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做一个说真话的人。重读先生《良心与主义——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的论述》一文，能使我们更深刻认识到，说真话，使社会每个人都说真话，不仅是要捍卫做人的尊严，不仅要弘扬做人的基本道德品格，而且人人说真话就是极权专制的梦魇，还人民自由实在的生活。

    李慎之先生在文中引用的前苏联作家马里克的形容，指出了中国已经处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 ( 注意：绝不是法治 ) ，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李慎之指出，后极权社会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

    的确，当今的中国社会之所以充满谎言，是因为共产党专制必须以谎言作为基础，以对民众的恐惧作为手段，否则就难以支撑其根本没有人民基础的专制统治。但共产党制度性的习惯性的谎言“稳定”，正在被逐渐戳破。谎言掩饰和谎言统治在民众不断觉悟中，越来越被人们认识，于是，谎言一样有走到极点的一天，所谓“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已经呈现了人老色衰的黄斑。共产党自从统治中国大陆的那一天开始，谎言都被历史无情地记录，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终于SARS疫情对中国人民的危害，对全人类的危害，使得共产党的谎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稳定压倒一切，但稳定没有压倒SARS。北京301医院71岁的医生蒋谚永大夫出于对人类生命的责任感，对卫生部长张文康的谎言忍无可忍，向美国《时代周刊》和《美国之音》说了北京疫情的真话，给WHO在北京的考察提供了强有力的第一手资料，纸再也包不住火，共产党不得不通过对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撤职，自己证实了自己的谎言。

    由于中国民众长期生活在恐惧中，对于统治者谎言欺骗虽然心知肚明，但谁也不敢揭穿，久而久之，谎言成了人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一部分，似乎习惯成自然。曾经敢于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知识分子，被暴力专政，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亩产万斤”是人人皆知的谎言，但当年很少有人敢于出来说真话，更多的人是跟着说谎、鼓吹，甚至还有著名科学家来为谎言辩护，著名的作家来为谎言歌功颂德，更多的共产党高官溜须拍马屁，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成了社会的共识。就是一个彭德怀说了真话却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虽然事实无情地鞭挞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但专制统治者并不脸红，并没有任何羞耻感，谎言一个接一个，民众一个又一个地承受。

    尽管我本人不相信法轮功，但我不得不说，法轮功组织本来就是一个半宗教性质的组织，是一个不参与政治的组织，但共产党依然用谎言欺骗全国人民，用“莫须有”的罪名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恐怖镇压，从各个方面，从物质上予以剥夺，从精神上予以摧残，尤其从肉体上予以蹂躏和迫害，甚至从生命上予以消灭。共产党使用强大的国际机器，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血腥镇压，但大多少人保持沉默，没有多少人敢出来说真话。这的确是我们民族的悲哀。这也令我想起了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eller）关于纳粹大屠杀的话：“一开始他们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来抓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我不是工会成员。然后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无人能留下来为我说话。”

    李慎之通过宣扬哈维尔思想试图打开中国民众心灵的窗户，大声疾呼打破恐惧感，撕破共产党编织的意识形态网，启迪人们的“良心”。作者陈述了哈维尔蔬菜店经理的一个案例，说明每个人都有恐惧的理由。文章写道：“为什么一个蔬菜店的经理会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网中 ? 因为恐惧。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责任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惧拒绝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推荐出来的候选人投票，并且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对此，李慎之提出，“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哈维尔的回答很简单：“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方文字是 LIVINGINTRUTH！李慎之进一步阐明：“这话看起来太理想，太虚无飘渺，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议译者改变译文，因为如果用大白话来说，无非就是‘过说真话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而已。”李慎之认为，这句话决不简单，它有着深刻的涵义，“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说真话的威力被哈维尔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里那个首先冲着国王叫‘他光着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样，能得到所有的人道义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无比的。”

    这使我想起来去年中国学术界关于“说真话”引起过一场争论，首先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发表《说话的底线》一文，提出三条底线：“一、做人应说真话；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于人。”然后学者刘晓波发表《向强权说真话》，认为“做人的底线只有说真话一条”。接着，学者樊百华发表《做人的底线不仅在说真话》（香港《争鸣》）、张耀杰发表《〈向强权说真话〉与〈说话的底线〉》（香港《争鸣》）等，本人也发表了《向强权说真话从开展“不合作运动”开始》（香港《动向》）。尽管在具体观点上有争论，但谁都不否认做人应该说真话。说真话本来就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标准，但在专制制度下却还要进行争论，在中国说真话还真是难！

    做人为什么要说真话？动因是什么？李慎之相信哈维尔所解释的人的“良心”。李慎之写道：“哈维尔在存在与人的关系中看到了良心 ( 即良知 ) ，这是我们中国人不难理解的。‘天地良心’、‘人心通于天心’、‘良心即天理’这样的话现在还存在于人们的口中笔下，可悲的只是，这样说、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少了。哈维尔的特异之处是他从人的同一性 (IDENTITY ，我译‘自性’ ) 中看到了人的责任，每一个人对万事万物的责任。良心和责任构成了他的哲学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话‘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他保证‘所有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常具体的对世界的经验’。‘实事求是’不也仅仅是两千年前一个汉朝的皇子说过的相当模糊笼统的话吗 ? 但是在经历过 20 年极左路线之后，又有多少中国人不懂得它在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 ”

    　　哈维尔特别强调公民和公民意识，使得李慎之感慨和“感到一丝悲哀”：“我在二十多岁时曾当过一阵公民教员。在去年有次讨论政治改革的会议上，我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在写这篇感想时，刚收到刘晓波发来的《我们欠李慎之先生一笔债》的征求签名信，我已经庄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沉重表达对李慎之先生逝世的悼念之情。用这封信的结尾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先生走了，但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对自由和尊严的践行精神！先生之文章品德，使我们受益终身；先生之担当履践，使我们自愧弗如；先生之高风亮节，使我们倍受鞭策；先生之理想人格，使我们背负重责。这一切将永远砥砺着我们义无反顾地前行。

    李慎之先生不朽，这不是一句空话。他的精神和道义将在我们的文明传统中延续发扬。我们将努力，将逝者传来的精神传播开来，传递下去。

    2003年4月24日凌晨

    原载《北京之春》2003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