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维权终究要走向政治维权，公民没有政治权利，宪法赋予公民的其他权利就不可能有保障。2003年──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公民「新民权运动元年」，许多个案影响了当局决策，似乎显示了某种程度上公民与统治集团互动的关系，「胡温新政」看起来也有其「新」的一面。孙大午非法集资案件，引起学界对金融法的讨论；孙志刚被活活打死一案，导致废除收容法；蒋彦永敢于说真话，戳穿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高官谎言，导致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下台，为战胜SARS做出贡献；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医生顶住压力，全心全意救助爱滋病患者；还有为维护拆迁户的权利而呼喊的郑恩宠；上海市民胡愚文天天到公安局申请游行；对「乙肝歧视」的行政诉讼；……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个案都是公民自觉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毫无疑问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形成了民间压力，可以说是一种「新民权运动」。不过，我总觉得把分散的个案集合起来，而没有主动和有意识的政治上遥相呼应，称为「运动」还是勉强了点。 (博讯 boxun.com)

    政治改革依然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言论自由依然是中共的禁区。在「新民权运动」（姑且这么说）兴起的同时，中共加紧了对政治人权的迫害，如果说2003年是公民新民权运动元年，那么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这一年是因言治罪最严酷的一年。在这一年行将结束时，12月1日，陕西异议人士颜钧被判处两年徒刑，罪行就是所谓「煽动颠覆国家」，具体说就是因为写文章批评共产党和专制制度，这无疑是给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当头浇了一瓢冷水，当局在误导国民将民权与公民的政治权利割裂开来。

    在中国，「人权」是个政治敏感词语，而「民权」却还能被当局接受，「民权」毕竟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联系起来，而人权则成为纯粹的政治权利了。这种民权和人权的对立，大概就是中共当局所谓的「底线」了，意思就是只要不触动一党专制和专制制度，允许民间的维权也就成了专制暴政的遮羞布了。

    我当然赞同中国知识界在偷偷摸老虎屁股的举动，王怡、秋风、陈永苗最近在《新京报》和《新闻周刊》上发表系列维权文章，试图通过宣传和推动民间维权运动，打「人权」的政治擦边球，从而达到促使当局政治改良的目的。但当局很清楚，当局可以藉此来缓和社会矛盾，并证实中共的确是「三个代表」，让国民雾里看花似的感受「胡温新政」，感激当局赐予民间维权的自由。

    今年杜导斌、罗永忠、颜钧等十多名政治异议人士因言治罪，「胡温新政」开了一个坏头，而且预料明年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将更为严厉。政治维权如此艰难，对民间维权运动我也不十分乐观。因为我坚持认为，没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其他个案维权很难形成运动。上海的胡愚文先生给中共当局出了道难题，申请反腐游行迟迟不能批准，如果胡愚文先生坚持申请，结果只能是两个，一是永远不批准，二是将胡愚文绳之于恶法。

    2003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