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河北省二○○四年“一号文件”是在维护权力资本和富人的利益，那么中央二○○四年“一号文件”正好与河北省“一号文件”相反，表达的是要维护农民利益，是要体现党对最贫困阶层农民的关心，是把“重中之重”放在增加农民收入上。真是老天有眼，皇恩浩荡啊！中央“一号文件”就是要把九亿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显示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专制政权利用和压迫农民 果真如此吗？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揭穿共产党的虚伪和一直掩饰的“皇帝新衣”。我们知道，中共是靠农民起家的，中共的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都是改朝换代的革命，从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根基。即使农民革命成功，农民面对的不过是一个新皇朝而已，农民依然是社会的最底层，依然是被奴役和压迫的阶层。中共延续了历代中国封建皇朝的历史，他们利用农民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又在奴役压迫农民阶层中巩固政权，延续封建专制统治，只不过没有了皇帝这个名称罢了。

    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与李自成、洪秀全的战略没什么两样，都是利用贫苦农民夺取政权。不同的是毛泽东披上了马列主义的外衣，接受了历史上农民革命失败的教训，玩弄农民的权术高人一筹。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毛泽东就利用维护“农民利益”这个诱人的口号，走上不断欺骗农民的里程。“土地改革”似乎是在实现“耕者有其田”。可是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不仅把农民的土地重新剥夺回来，而且连农民本身也要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之成为新的农奴。

    五个一号文件未解决三农问题 在包产到户的发展过程中，中共中央从一九八二年到八六年，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注）。这五个一号文件，除了没有触动土地所有制之外，主要是扩大包产到户，延长承包期限，改革农产品收购制度和农业税，以利农业生产，也就是所谓“调动农民积极性”。但为什么时隔近二十年的今天，农民还是穷？剪刀差还是在继续扩大？城乡对立更是尖锐！近五年来，粮食产量一直在锐减，农民收入越来越少，农村越来越贫困。虽然表面上中国经济经历了二十多年繁荣发展，但是居住在农村的九亿农民人均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九点一，而农业产量增长仅达百分二点五。为什么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都不能解决“三农”问题？

    关键是根本制度。一党专政的制度不改，农民的命运就永远掌握在“公仆”手里。土地不还给农民，农民就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在这种体制下，不要说五个“一号文件”，就是再来十个“一号文件”，也不过是怎样把农民骗得老实一点，不再“逼上梁山”罢了。

    矛盾激化第六“一号文件”出台 如果说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虽然一党专政体制未改，他们对“三农”问题的关心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处境，那么江泽民时代农民就连这种有限的关心都得不到了。江泽民好大喜功，抛出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其实他从来不想代表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他所支持的就是权力资本膨胀，支持是的富裕阶层的发展。在他的统治下，中共官员的贪污腐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尤其是农村越来越庞大臃肿的官僚权力集团，利用权力，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

    江泽民统治期间从未发“一号文件”强调解决“三农”问题，因此“三农”问题在此期间变得越来越严峻。大量的农民涌进城市，解决了资本原始积累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但资本吃人不吐骨头，不仅吞噬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也无情的吞噬农民的血汗。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经达到4.5以上，成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贫富悬殊，权力和富有阶层的炫耀，导致了“仇富心理”蔓延。穷人和富人誓不两立，在共同引爆积聚起来的火山。发生在哈尔滨的“宝马案”，展示了中国富有阶层对农民和穷人的敌视和轻蔑，众多的农民工被长期拖欠工资，数以千计的农民矿工的生命葬身井下，假农药、假种子、假化肥等卑鄙商人对农民的欺骗，农民已经忍无可忍。“革命”这个共产党曾经用来夺取政权的法宝，如今共产党自身也要面对了。

    社会矛盾激化，已经演变成有可能危害中共专制政权生存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于是，在胡温体制下的第二年，第六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中央开始“关心”农民利益了，中央开始解决增加农民收入问题了。是不是中共真的下决心解决“三农”问题？我看不是。前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没有解决“三农”问题，难道第六个就能解决？

    解决农民问题是制度问题 我不相信中共能真正从农民利益出发解决“三农”问题，不仅是从前五个“一号文件”来下判断，而是从中共历来的谎言得出推理。比如说，中共反腐败吗？中共下了多少文件反腐败，恐怕数也数不清了，但结果如何？腐败竟然越反越多，成为中共党性的一大特征。“三农”问题和反腐败一样，都是一个体制问题。一党专制根本不存在制约机制，所谓反腐败只能以失败告终，何况中共高层已经成为最腐败的极权集团，哪还有什么真的反腐败？解决“三农”问题，中央“一号文件”依然是在作秀，只不过是社会矛盾尖锐化时的权宜之计罢了。

    温家宝总理对数字最感兴趣，脑子里装了很多数字，他曾经面对中外记者说到这样数字事例：有一个县十二三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若按十二万算，那么，“民众人数”与“财政供养人员”的比例是21:1；按十三万算，则是22.8:1。这里所说的“民众”就是农民。那么，请问中共当局，你能解决这个比例问题吗？我可以回答，中共无法解决。为什么？因为中共就是靠庞大的吃财政饭的官僚体制来镇压农民，剥削农民，维持其专制政权。所谓减负增加农民收入不过是一句空话。

    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根本是个制度问题，中共不从根本上认识，不愿意触动专制体制，所有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只不过是再次重复欺骗农民的谎言而已。

    （注）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一九八三年一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为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资，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一九八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文件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三十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国家还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针对农业面临的停滞、徘徊和放松倾向，文件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4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