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的平等是社会公正的基础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自由主义者一直追求的目标，自由民主的社会是建立在人类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当前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社会伦理道德沦丧、政权腐败之风蔓延、社会动荡不安、财富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深化的主要原因。不管是美国《的独立宣言》，还是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或者是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都是首先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作为社会公正民主自由的前提。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的开头首先谈到平等问题——“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指出：“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示出社会上的差别。”《世界人权宣言》序言中第一句就是“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极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明确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类平等的原则是不分国家、民族、阶级、肤色、语言、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所有差异的。人与人平等的关系为联合国宪章所确认，是人类之间关系的准则。这种人权平等关系不存在属于哪个阶级的性质，任何专制独裁社会都是否定人与人平等关系的准则，目的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共产党宣言》只是列出社会中人与人不平等关系，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不平等关系，亦即剥夺者与被剥夺者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问题在于，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基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并以此引起社会关系的一切不平等，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过渡阶段”不愿意承认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实现平等只能在消灭阶级以后。因为马克思总是在阶级斗争中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尽管他在研究资本、商品、价值等方面具有非凡的抽象能力，但他不愿意研究抽象的人性，否定天赋人权。他研究人权是把人权放在社会关系中，尤其是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研究。他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在考察人权现象时，必须着眼于它同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马克思非常赞同黑格尔关于人权的观点，即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把人与人的平等权利看成是具有阶级性质的平等关系，“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过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权观点的荒谬之处，它混淆了平等概念。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平等不可能是绝对的，平等权利是人类应该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它始终是一个过程。平等关系不是指社会财富的绝对平均，不是指人们的社会义务和行为没有差异。所谓消灭阶级才能实现平等权利是否定人们在社会中义务行为的差异性（公共利用上的差别），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要建立公正的社会，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是基础。法国的皮埃尔.勒鲁在《论平等》中说，“平等是社会的基础，要把平等作为社会的准则和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是绝对化的，就像共产主义理想一样，是可望不可及的。但我们讲平等权利并非纯属抽象，它是可以具体的，是每个公民都实际可以拥有的权利。平等权不仅是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由宪法确定和保障，它在有区别的不同权利方面是非常之具体的，大的划分包括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机会平等和尊严平等。我们平常经常运用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平等、男女平等、民族平等，都是平等权的具体体现，还有一个平等权利是共产党一直不愿意承认更不愿意实践的，即阶级平等。由于平等权不仅是人权的基础，而且是实现民主自由社会必要的前提。因此，在中国首先应该争取人人平等的权利。因为，不平等是中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争取和实现中国人民的平等权利，才能同时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中国目前所有暴露的社会矛盾都是由社会的不平等造成的。虽然历史上的中国都是专制独裁制度，根本不能保证人民的平等权利，但不平等在共产党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显得更为突出，它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不平等制度，而且还制造新的不平等环境气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社会根本特征。但在中国，只有人治，没有法治。专制社会制度不可能让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怎么会有实际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腐败已经使中国的法律制度不能实施，司法的腐败是因为整个共产党统治集团都已经腐败，司法机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律如何制裁共产党的腐败？法律大还是政策大？当法律和党的政策发生矛盾时，甚至与领袖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按照法律行事还是按照政策和领袖的意志行事？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人治占有绝对权力。毛泽东统治时代的特点是没有法治，完全由人治替代了法治。如果说有些伊斯兰教国家将《古兰经》作为国家法律，那么更糟糕的是中国将《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作为法律，人们不是按照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而是以一个人的语言作为行为规范标准。这时的中国不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法律不讲阶级、不讲出身，而毛泽东个人是要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文革有首歌曲，唱的是“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讲阶级斗争就不会讲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事实上毛泽东是一个制造阶级斗争的专家，是一个制造社会不平等的专家，虽然他不是制造社会财富不平等。按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当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被剥夺以后，所谓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实际上专政失去了对象。但毛泽东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制造社会的不平等。出身地主、资本家的是专政对象，这些地主资本家的后代也同样是专政对象，甚至后代的后代还是专政对象。资本家阶级已经被打倒，他们的后代根本没有继承任何可以剥削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人人生而平等”，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剥夺了他们平等的权利，使他们生而有罪，生下来就是专政的对象，就是社会的弃婴，他们没有政治、经济、人格、尊严上的平等，在就业、婚姻、教育等方面要低人一等。对于阶级斗争独清独醒的毛泽东并不就此罢休，他一定要把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1957年反右斗争，制造出一批新的专政对象，文化大革命更是无法无天，专政的对象扩大到地富反坏右，还要加上走资派、臭老九等，最后还要确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句话现在还真的得到了证实。不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制造了社会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而且许多不平等是在社会另外领域制造。如户籍制度，制造了城市和乡村、市民和农民的对立和不平等，甚至城市与城市之间也不平等。当邓小平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革命，由原来的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由原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本身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生变革并没有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国家还是专制国家，共产党还是一党专政。由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由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必然形成社会政治矛盾的尖锐化，并且不仅制造出中国独有的新的官僚腐败阶级，更是制造出社会新的不平等。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应该在平等的前提下进行，但共产党官员却利用特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这一部分人首先是共产党官员自身和其亲属；另外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大部分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之上，而是通过违法犯罪（例如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等），通过与有特权的党和政府腐败官员的勾结，走上富裕之路。不怕社会财富不均，只怕获取财富的机会不平等。社会经济犯罪分子与腐败的党政官员相互利用，相互勾结，形成新的垄断占有集团，而广大平民百姓只能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越来越贫穷。这种由于不平等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分配，必然引起社会矛盾的扩大和激化，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民主国家个人财富的积聚受到法律制度的约束，就是因为其法律制度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尤其是平等权利的基础。民主社会通过法律制度，通过税收，通过财产继承法，通过反垄断法等形式限制个人财富的无限膨胀。美国微软巨头盖茨虽然是巨大财富拥有者，但美国的法律制度却限制其垄断行为，他并不是美国最有权力的人。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儿子（好像是芭蕾舞演员）曾经失业，虽然其父亲有美国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权力不能利用为自己积聚财富，不能为自己的子女亲属谋利益。中国人不理解总统的儿子也会失业，是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享受过民主自由，尤其是没有享受过平等的权利。中国党政官员的子女甚至亲属有下岗职工吗？不仅没有，而且可以使用老子的权力积聚财富。不光财富可以继承，就是权力也可以继承，哪里还有什么平等！亚洲周刊今年评选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竟然由香港大亨李嘉诚排在第一位，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退居第二位，可见，在亚洲，在中国，财富的力量是最大的力量，财富形成的权力可能是最大的权力。为什么中国反腐败越反越多，个中原因不言而喻。批判资产阶级人权观，并且以社会阶级的存在否定天赋人的平等权利，实际上就是混淆概念，抹杀阶级的存在、社会财富不平等存在与天赋人的平等权利的区别，实质就是要制造社会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为专制统治寻找借口。平等关系不仅是公正社会的基础，也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它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选的政府和国家法律制度，甚至包括社会道德伦理在此基础上的不断完善，都是力图在平等权利方面尽善尽美。

   2000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