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的普适性不容质疑

   在人权观念作为整个人类共同的观念和人权的人类普遍适用性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并遵守其规则的现代社会，就连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也不得不羞羞答答的承认，尽管它会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权观念，并在事实上进行对抗。但是，抵制人权观念的不仅是处于世界东方的大中国，而且从西方的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也能够听到怀疑和否定的声音。中国官方报纸《参考消息》去年12月16日转载摘要刊登了一篇关于人权的评论文章，内容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人权中心主任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在美国《外交》杂志11-12月份一期发表文章，质疑西方人权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文章说，“自1945年以来，人权语言成了权力和权威的源泉。权力不可避免地会招致挑战。”文章埋怨现在的人权原则强大到霸道，引起知识界的批评，质疑“人权标准是否应该获得它们已经得到的权威；它们对普遍适用性的主张是否合理，或者它们是否只是西方道德扩张的又一种狡猾的方式。”显然，迈克尔是从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权的实践和人类不同世界观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得出质疑的结论。他在文章中对人权普遍适用性的质疑归结于来自三个方面，“来自复苏的伊斯兰世界、来自西方内部、来自东亚。其中任何一方都独立于另外两者而存在。”他接着说，三方面的结合“就对人权标准的跨文化正确性——因此还有其合法性——提出了重大质疑。”如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所发生的冲突看，似乎人类在寻求共同的人类社会秩序标准方面受到不断的挫折。特别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使人们感觉到不同文化、不同宗教观难以共处，似乎冲突不仅不可以避免，而且冲突是永恒的，除非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文化，不同宗教，能够找到真正能够彼此共识的价值观。由于人权价值观被许多反对者形容为“西方人权”价值观，人权的普适性就成为西方强加于人类社会的，就像迈克尔所说，“人权被视为西方的一种狡辩：由于无法再通过直接的专制统治来主宰世界，西方现在用公正的、世界化的人权语言来掩盖自己的权力欲望，并试图把自己有局限性的计划强加给实际上并不具备西方的个性、自我、意志力或自由观念过多的世界文化。”中国官方报纸借美国人权理论界批评人权的普遍适用性，来为中国人权状况的中国政府解释找出根据，试图将人权的普遍适用性分割开来，并且由一个政党或一个政府来自己解释人权的内涵，使人权成为可以操纵的工具，其目的显然是为自己违反人权的行为辩护，进而将人权与专制统治融合为一体，混淆人权的概念。长期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批评，也一直影响中国在文明世界中的形象。每年联合国讨论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尽管都被否决，不仅不能证明中国不存在人权问题，反而可以证明，在促进和改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的人权方面，国际社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更别说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国家也同中国一样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人权不是一个国家的人权，而是地球上整个人类社会的人权，尽管人们接受世界人权标准存在一个过程和时间，但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人权的普遍适用性是解决人类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凡是否定人权的普遍适用性国家，无一不把国情、宗教、文化差异作为理由，这些国家政府通常都将主权凌驾于人权之上，似乎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控制在政府手中。人民有没有主权，是独裁政府根据需要来施舍的物品。丧失人权的人民，一定也同时丧失主权，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国度，天赋人权才能够得到最大的保障。我在我的一篇文章《人权永远高于主权》（见《中国之春》2001年1-2期）中引述了一段精彩的论点：劳斯派特说：“必须认为人权是指国际法所承认的和独立于国家法律之外的法律权利。”（《人权的国际保护》）西方著名法学家罗尔德（Dennis.Lloyd）在《法的理念》（IdeaofLow）中说：“在各国政府被说明——假如有一天可能办到的话——放弃使自己在人权领域内跻身统治地位的最终裁判权以前，势必还有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历程。但无论如何，这些消减国内主权观念的努力，代表著一种有意的进步。”中国政府坚持主权高于人权，实际上是否定人权的普遍适用性。中国人权研究会名誉会长朱穆之在澳大利亚的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国际上有一种‘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其实质是一国人权问题如何解决不是由本国来决定，而是要由外国决定。这种否定国际公认的不得侵犯国家主权准则的主张，只会给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铺平道路。”他进一步说，“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中国政府的狡辩根本不符合逻辑。在概念上，究竟是主权大还是人权大？主权毕竟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权，一个国家再大，也大不到包括整个世界；但人权是国际准则，是世界各国都要遵守的法则。试问，国家主权如何制约国际准则，主权怎么会大过人权？中国政府经常将人权说成是“西方人权”，用“东方”和“西方”的地理概念将人权的普遍适用性分割开来，试图形成东西方人权观的差别。前面提到的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人权中心主任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引用激进学者阿达曼希亚•波利斯和彼得•施瓦布的话，“人权是一种‘适用性有限的西方概念’，是依赖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权利传统的20世纪的产物，因而不适用于没有这种由个人主义的历史渊源的文化。”他还引用新加坡李光耀的话，来证明东方国家不接受人权的普遍适用性——亚洲人“几乎毫不怀疑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共产主义价值观比美国的个人主义更适合他们。”把人权说成是“西方人权”本身就对人权价值观有偏见，本身就是站在利益的角度，而不是理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但是被东方国家曾普遍接受，尤其是中国、北韩、越南等，现在还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或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坚持顽固的专制统治。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念是产生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也是产生于西方吗？如果说产生于西方的东西就没有普遍适用性，请问牛顿、爱因斯坦、莎士比亚、贝多芬、基督教等科学、艺术、宗教等产生于西方，我们为什么不拒绝？我们现在使用的汽车、火车、飞机、电话、电影、卫星、原子弹是不是因为产生于西方就应该拒绝接受？为什么没有“西方科学”这一概念。回答很简单，就是普遍适用性。属于普遍适用性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而不属于什么东方西方，更不属于某一个国家。科学、艺术是这样，发明、创造是这样，难道哲学、伦理道德等世界观上东西就没有普遍适用性吗？911事件后，我们更应该相信只有人权的普遍适用性才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社会准则，任何民族的、国家的、宗教的矛盾，可以被化解，人类社会才能走向大同。 2002年1月5日凌晨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