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达功文集：向强权说真话从开展“不合作运动”开始—

做人就应该说真话，不仅是知识分子要说真话，所有的公民都应该说真话。本来说真话是做人应有的品质，是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认识，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表达的语言是自己对客观实在本来的认识。刘晓波大声疾呼“向强权说真话”，我理解有这样几层含义：强权是靠谎言支撑的，没有谎言就没有强权；强权不允许说真话，尤其是不允许知识分子说真话；强权不允许说真话靠的是暴力，对于说真话的人使用暴力镇压；强权暴政是通过垄断控制媒体来剥夺说真话的渠道、手段，通过媒体说出来的话谎言占了主要比重。

说真话是正常的，而说假话是非正常的，但是如果调换一下真话与假话的位置，就变成了“说假话是正常的，而说真话是非正常的”，本来这两句话的真伪是不说自明的，但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真伪的判断就出了问题。判断这两句话的真伪，前提条件很重要，就是在民主自由社会，说真话是正常的；在独裁专制暴政制度下，说假话是正常的。反之则反之。当然这里所说的“正常”与“不正常”的颠倒仅适用于政治和与政治有关方方面面，不能无限度扩展。如《人民日报》是假话连篇的报纸，但是天气预报就不是假的，因为天气预报不涉及政治。

在充满谎言的国度里，你必须经常将事物判断从相反的方向理解。比如说，“实事求是”就应该理解为“实事求不是”，或者“非实事才能求是”。具体举例说，共产党五八年要搞大跃进，粮食产量本来实事求是说是亩产300斤，那么你向上级报告也实事求是说是300斤，很正常，300斤是个事实。但你作为报告者就完蛋了，因为你说的是真话，所以完蛋，结果是你“实事”求的“不是”，给你戴顶右倾保守的帽子，官位保不住，坐牢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你说假话，把事实上的300斤改成3000斤，甚至30000斤，那么你就从“非实事”“求是”了，你可能受表扬，还会升官。对于你来说，说假话就变成了“真话”，起码对自己的利益是有用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明确要你大胆说假话，说假话也不能小脚走路，假话说的越大，你就越靠近了党组织。所以林彪的名言“谁说真话谁完蛋”在专制暴政制度下倒是一句真话。刘晓波呼吁“向强权说真话”，是对谎言国度的愤怒抗议。他所认为的“做人的底线只有说真话一条”，是人本身应具有的品质。而钱理群教授《说话的底线》三条，“一、做人应说真话；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于人。”是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苦衷，他虽然一再退却，实际上就是告诉人们，知识分子想说真话，但现实社会的中国知识人做人只有第三条一条底线，罗列三条像是一种推理，第一条“说真话”不可能，第二条“保持沉默”难做到，只有第三条才是钱教授的真心话。第三条包含下列意思：1、我们所处的外在环境是“暴虐”的，因此就否定了前两条做人标准；2、由于是“暴虐”的，迫使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假话；3、但说假话一定做到“不加害于人”，这是被迫不得已的，因此在良心上还说得过去。其实，假话说万遍就成了“真话”，使“假作真时真亦假”变成即定事实。君不见，多少人还在崇拜大独裁、大骗子毛泽东，多少人还在为专制制度歌功颂德，说假话成了中国人的习惯，成了日常用语，已经潜移默化在人们的心中。想违心说一次假话而“不加害于人”，也许一时看不出危害多大，但久而久之，必然成为社会和国家的祸害，人们的伦理道德丧失遗尽。“亩产万斤”是假话，这种假话可能没有让身边的人受到直接伤害，但却能造成饿死3000万农民的大灾难，不知道钱教授“不加害于人”是否包含这种加害。按照刘晓波所说，我们应该“向强权说真话”，我认为主要是一种理想主义期望。如果知识分子人人都敢于向强权说真话，中国的专制统治早就垮台了。正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不敢向强权说真话，甚至“由被迫说谎到主动说谎”，迎合统治者强权迫害，泯灭了知识分子的良知，成为谎言制度的帮凶，所以“向强权说真话，请从知识分子始！”向强权说真话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因为“知识分子不同于专业人士，因为他不仅具有专业知识，且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始终保持着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保持着对强权及其主流话语的警惕和批判。知识分子也不同于大众，因为知识分子具有大众缺乏的知识资源和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便利，特别在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名流或公众人物之后，甚至就具有了公共发言的权威。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发言并非窃窃私语或饭局上的闲聊，而是具有公共性的言论，足以影响社会舆论和大众信念。故而，当知识分子的发言超出本专业而涉足于公共领域之时，向社会、特别是向强权说真话，几乎就是知识分子的公共发言的全部意义。”（刘晓波文）虽然“向强权说真话是知识人的责任”，但实际上要做到知识人人人说真话并不现实。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就是依附于统治者作为生存条件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缺少的是独立人格，所以当受到暴政强权压迫时，知识分子毫无反抗的能力，当受到暴政强权引诱利用时，又“顺其者昌”，成为强权的帮凶。从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以后，共产党专制政权对知识分子“更多的则是诱之以利，是恩威并重，是收买是恩赐。”（刘晓波文）从此知识分子官运亨通、财源广进，成为新兴的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三个代表”的既得利益者。许多知识分子从被动说谎发展成了谎言的帮凶，谎言的制造者，甚至成为专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津津乐道马克斯•韦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批判，把诚信价值归咎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和没有一个好的宗教，为谎言找出民族的、文化的、传统的根源，而心安理得地去说谎，没有任何羞耻感。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反思，应该自我批判；与此同时，应该从睡梦中醒来，应该尽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我认为，具体表达“向强权说真话”应从“不合作运动”开始，我这里是借用圣雄甘地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开展的“不合作运动”，实际上也是异曲同工。印度的“不合作运动”的对象是英国殖民统治当局，而中国知识分子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专制强权。不合作就要向强权说真话，还需要钱理群教授底线的第二条所说的“沉默”，沉默最少是一种可行的方式。但是在钱教授的三段式的表述中，是给人另外一种退却、懦弱的感觉。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有这样一个情节，由于清朝大兴文字狱，钳制言论自由，大量的文化人被捕砍头，连老百姓日常会话用语都成立禁忌，如“明天”有个“明”字，你刚一说“明”，就说你是“反贼”，都要被抓去砍头，这样一来，全国人民都不敢说话了，都变成了哑巴。当然剧中的故事是夸张了，但如果真的都不说话了，那清朝统治也就到头了。我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强权专制统治下，知识分子不能说真话，但可以沉默。如果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哑巴（沉默），共产党强权专制统治也就到了尽头。所以我相信钱理群教授“底线三条”并非真想为说假话辩解，而是表达一种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刘晓波使用激烈语言的批评，也是处于对中国知识分子无奈的情绪。刘晓波在文中用相当的篇幅论述怎样拒绝说谎，他引用索尔仁尼琴号召前苏联人民不说谎，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合作运动。文中说，“决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发表自己认为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在私人谈话和公共场合都不说谎；自己不说谎，不讲解，不炫耀，也不怂恿旁人，不鼓动，不宣传；在绘画中、雕塑中、摄影中、技术处理中和音乐中，不捏造、不涉及、不转播任何虚假的思想、任何被发现的歪曲失实之处；如果自己不完全赞同统治者的思想或者文不切题的讲话，那幺就应该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意，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援引‘领导’言论；不参加强制性的游行、集会、座谈、庆典、运动，只要这一切与自己的意愿相反；不举标语，不喊口号，只要自己不完全赞同这些标语口号；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地把选票投给自己认为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不让自己赶着去参加强制性的颠倒黑白的讨论会；听到别人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不订阅和不零买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一句话，‘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索尔仁尼琴如是说。”好一个“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如果中国知识分子拒绝与谎言制造者合作，强权通过谎言进行的任何统治阴谋就会破产。其实不用全部知识分子，就是有五分之一的知识分子用实际行动参与不合作运动，就会动摇专制统治的根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极权时代，知识分子并不是没有场合说真话，也不是说了真话就要面临坐牢砍头的风险。共产党强权统治者也清楚犬儒主义在中国盛行的现状，正如刘晓波文中指出的那样，极权统治者“不要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真心地赞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地承认它和歌颂它，足矣！” 从知识分子开始的“不合作运动”必将带动工人、农民和其他阶层的“向强权说真话”，迫使共产党进行政治改革。前苏联和东欧的变革并非不适用于中国，是有个时间问题，是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变革的方式和最终结果没有什么区别。2002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