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阻挡的“北伐”洪流

   赵达功

   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也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纪念日，对于香港人来说，七月一日这一天有着双重的感受。作为中国人，脱离百年殖民统治，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值得庆祝；但同时，在回归后的七年当中，中共当局对“一国两制”不断食言，拒绝香港广大市民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不仅企图以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来限制香港市民原有的自由，而且更不顾香港市民的呼声，使用强权政治手段，阻挡在2007年和2008年实现特首和立法会的民主选举。这自然激怒了香港民主政党和广大香港市民。从去年七月一日五十万香港市民大游行，到今年七月一日继续声势浩大的游行计划，看得出香港市民对民主制度的渴求程度，也看得出香港市民已经完全失去对中央政府“一国两制”政策的信心。

   为什么中共当局自我否定“一国两制”？为什么非要强行就二十三条立法（虽然已经失败）？为什么拒绝香港人民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按照中共曾经的说法，香港不能成为“反共基地”，可以进一步说，中共是害怕“政治北伐”。

   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遭受“南伐”，“南伐”一直在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远的不说，元朝和清朝的建立就是蒙古人和满族人“南伐”的结果，但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都一直是北伐。邓小平开始实行经济改革，也是进行“北伐”。首先是建立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建立，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铺开路子，然后扩展到全国各地。

   中国的北伐有其历史背景和地理背景，西方文明的传播首先是在中国的东南方沿海地区，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建立首先是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况且历史上遗留了香港、澳门两个殖民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中共一直闭关锁国，拒绝开放，阻挡“蓝色文明”进入中国大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需要两个引进，一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一个是海外资金。深圳和珠海毗邻香港和澳门，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港、澳、台大量资本的涌入，促使中国大陆经济飞速发展，改变经济制度的“北伐”也就这样开始了。

   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政治制度也必须实行改革。中共当局清楚，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政治制度改革，难以完善和巩固。所以当年中共内部也有政治改革的呼吁，甚至中共领袖胡耀邦、赵紫阳都提出过政治改革的愿望，但都流产了。尤其是江泽民成为中共领袖以来，完全摒弃了政治制度改革，“发展就是硬道理”成了座右铭，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就可以成为灵丹妙药，可以解决任何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江泽民拒绝政治改革，因为这样做会危害中共专制统治，尤其是危害他们集团自身的经济利益。

   中共当局实行“市场经济北伐”，但却一直阻挡“政治制度北伐”。尤其是香港、澳门回归，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也带动了大陆人民对政治制度变革的要求。从南方的媒体与北方相比较，可以看出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媒体的自由程度比北方高出许多。从最早的《深圳青年报》、《蛇口通讯》到《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都由于自由程度高，先后搅动中国政坛。从《深圳青年报》《我赞同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到《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刊登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要求政治改革的文章，再到《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SARS和揭露大学生孙志刚被活活打死案件，南方媒体在扮演催动中国政治变革的角色。这说明，经济制度的变革呼唤着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南方媒体在悄悄的进行“北伐”。

   中共对政治制度变革非常敏感和警惕，对媒体进行铁碗控制。《深圳青年报》早就被扼杀，《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被封杀，对《南方周末》的整顿“掺沙子”，借口贪污和行贿对《南方都市报》总编辑、前总编辑和总经理程益中、李民英、喻华峰等三人拘捕和判刑，都表明中共当局对南方媒体自由程度的恐惧。

   如果中共当局允许香港加快民主进程，香港的民主政党有可能在香港政坛成为主导力量，这样，中共当局就无法控制香港政治制度对大陆的影响，首先是对毗邻的深圳和广东省的影响，骨牌效应是中共当局最惧怕的。香港的电视新闻被广东省宣传部门严密监视，并通过技术手段，不让深圳和广东人民知道真相。香港“七一”大游行的消息不仅在中国大陆媒体没有任何报道，香港的电视信号也会被卡断。不过，难以控制的是互联网，越是控制，大陆人民越是想知道真相，越是期望新闻自由和政治变革，政治“北伐”的洪流是阻挡不住的。

   2004年6月28日